“跑路老板”的反思：过度投资光伏让我“栽”在资金链上

两位“跑路”老板也认为,当年受宽松信贷大环境的鼓舞,当地政府亦积极鼓励他们扩大产能、多元投资,从某种程度上过度释放“赶紧做大做强”的信号,使得企业决策层头脑更加发热。

他们抱怨最多的是银行。一方面,当时家家银行极力“做工作”动员企业放手贷款,抵押物不足就鼓动企业找担保、互保。另一方面,贷款利息往往加上各种附加费用,平均达到基准利率的1.5倍左右,致使企业融资成本高企不下。往往一家银行开始扣贷、抽贷,家家银行都“闻风而动”,致使企业几乎瞬间“失血”。

当时民间借贷也“疯”了。“一个电话,借条不打都可以在一天内借到几千万。”胡福林说。而在民间借贷提供无与伦比的便捷同时,暴涨的利息一直维持在年息60%以上,有的短期“调头资金”折算年利息甚至高达100%。孙福财说:“后来醒过来看这就是吸血鬼,但沾上了就甩不掉。”

重建:用余生努力还债重拾信用

胡福林从美国回来后,当地政府和银行、法院等部门协力支持信泰集团资产重组,胡福林在成功引入战略投资人后,企业也“绝处逢生”。“跑路,对温州企业界损失最大的就是‘信用’和‘信心’。”胡福林说。他透露,在美国期间,温州一名商界领袖曾发信息对他说:“你的行为对温州企业家形象带来损坏,赶快回来,我们会帮你。”“看得我当场眼泪就流了下来。”胡福林说,早年温州人做生意,相互结算几十万现金,用编织袋一包就给对方,“最可贵的就是信用”。

孙福财也认为,自己能回来,是实在不想今后父母孩子走出门都抬不起头,被邻里戳着后背说“他们欠债不还”。如今,孙福财也成功引入了战略投资人。

浙江省近年来已全面认识到“跑路潮”对信用体系严重破坏后带来的各种后果,省长李强曾表示:“浙江什么东西都可以花钱引进,唯独信用不能引进”、“对于跑路老板,要不惜一切代价带回来”。而严厉打击企业“逃废债”,已经是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当前的重要任务。

两位回归的温州商人,肩上仍各自背负着债务,对此,胡福林看开了,他比划着双手告诉记者:“过去已经是海平面以下,现在我每走一步就是在上升,在爬坡,这种感觉让我平静。”

“我才四十来岁,再干一二十年没问题,只要我活着,一定要凭自己的努力把钱还掉,抬起头做人!”孙福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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