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年来,温州既发生几十起老板“跑路”事件,也有10多名老板因无力偿债自杀。已过3年,温州“跑路潮”标志性事件两名主角——胡福林、孙福财终于解开心结,近日面对新华社记者,坦诚吐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那时候心里有一颗‘苦毒’的结,不知怎么解开。”胡福林说。胡福林、孙福财从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到放下一切、迷途知返,折射出当代温商面对市场变化的苦苦挣扎,对信用崩盘的艰辛重建。
危机:凌晨2点讨债人蹲守办公室
胡福林,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2011年9月21日,因身背20亿元巨债无力偿还出走美国,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跑路潮”标志性事件。
孙福财,浙江奥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胡福林“出走”之前的10多天,他安排公司300多名员工集体去雁荡山旅游,然后趁机“金蝉脱壳”。当时他共欠银行和民间借贷2.6亿多元。
胡福林说:“当时每天都有一拨又一拨的债主坐在我办公室逼债,待到凌晨两三点钟都不肯走,银行又把一笔好不容易从民间借来的几千万元转贷‘过桥’资金给收了。我束手无策陷入绝境,人快崩溃了,只好迅速脱身。”
孙福财回顾道:奥米公司做的是很有市场优势的卫生级流体泵阀。前几年企业因生意红火,为此放开手脚向银行和民间借贷上亿元,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料2011年国家银根收紧,我要续贷的银行资金出现反常,过了一个月还迟迟放不下来。另一头,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也无法归还,而且利息越滚越高,逼债人越来越多,以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我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人也被债务逼傻了,最终被迫出走。”孙福财沉重地说。
在各自的办公室面对记者,两位老板语调平静侃侃而谈。孙福财还在不停抽烟,平时一包烟,但在“跑路”上海的那一个月,他每天抽两三包；而胡福林会时不时用手捏捏严重痛风的左腿,回归后的3年来,他一直忙得没顾上好好去医院医治。
“出了这种事,首先肯定是企业的责任。”胡福林坦言,从眼镜行业龙头老大到过度投资进入光伏行业,虽是高利润但也隐藏着投资的高风险,后来相继遭遇海内外市场步步衰落、光伏行业整体低迷等叠加,投资失败几乎难以避免。胡福林反思,自己的跟头主要“栽”在没有把握好资金链。企业产品好,市场大,利润高,方向和前景都很好。我就雄心勃勃要实现产品全球化。为此,铆足劲加快发展速度和扩大规模,建了一期又上占地30亩的二期,从而向银行和民间过度融资,结果搞得负债太大,超出了承受力。
两位“跑路”老板也认为,当年受宽松信贷大环境的鼓舞,当地政府亦积极鼓励他们扩大产能、多元投资,从某种程度上过度释放“赶紧做大做强”的信号,使得企业决策层头脑更加发热。
他们抱怨最多的是银行。一方面,当时家家银行极力“做工作”动员企业放手贷款,抵押物不足就鼓动企业找担保、互保。另一方面,贷款利息往往加上各种附加费用,平均达到基准利率的1.5倍左右,致使企业融资成本高企不下。往往一家银行开始扣贷、抽贷,家家银行都“闻风而动”,致使企业几乎瞬间“失血”。
当时民间借贷也“疯”了。“一个电话,借条不打都可以在一天内借到几千万。”胡福林说。而在民间借贷提供无与伦比的便捷同时,暴涨的利息一直维持在年息60%以上,有的短期“调头资金”折算年利息甚至高达100%。孙福财说:“后来醒过来看这就是吸血鬼,但沾上了就甩不掉。”
重建:用余生努力还债重拾信用
胡福林从美国回来后,当地政府和银行、法院等部门协力支持信泰集团资产重组,胡福林在成功引入战略投资人后,企业也“绝处逢生”。“跑路,对温州企业界损失最大的就是‘信用’和‘信心’。”胡福林说。他透露,在美国期间,温州一名商界领袖曾发信息对他说:“你的行为对温州企业家形象带来损坏,赶快回来,我们会帮你。”“看得我当场眼泪就流了下来。”胡福林说,早年温州人做生意,相互结算几十万现金,用编织袋一包就给对方,“最可贵的就是信用”。
孙福财也认为,自己能回来,是实在不想今后父母孩子走出门都抬不起头,被邻里戳着后背说“他们欠债不还”。如今,孙福财也成功引入了战略投资人。
浙江省近年来已全面认识到“跑路潮”对信用体系严重破坏后带来的各种后果,省长李强曾表示:“浙江什么东西都可以花钱引进,唯独信用不能引进”、“对于跑路老板,要不惜一切代价带回来”。而严厉打击企业“逃废债”,已经是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当前的重要任务。
两位回归的温州商人,肩上仍各自背负着债务,对此,胡福林看开了,他比划着双手告诉记者:“过去已经是海平面以下,现在我每走一步就是在上升,在爬坡,这种感觉让我平静。”
“我才四十来岁,再干一二十年没问题,只要我活着,一定要凭自己的努力把钱还掉,抬起头做人!”孙福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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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企业转型能源 老板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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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福财,浙江奥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胡福林“出走”之前的10多天,他安排公司300多名员工集体去雁荡山旅游,然后趁机“金蝉脱壳”。当时他共欠银行和民间借贷2.6亿多元。
胡福林说:“当时每天都有一拨又一拨的债主坐在我办公室逼债,待到凌晨两三点钟都不肯走,银行又把一笔好不容易从民间借来的几千万元转贷‘过桥’资金给收了。我束手无策陷入绝境,人快崩溃了,只好迅速脱身。”
孙福财回顾道:奥米公司做的是很有市场优势的卫生级流体泵阀。前几年企业因生意红火,为此放开手脚向银行和民间借贷上亿元,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料2011年国家银根收紧,我要续贷的银行资金出现反常,过了一个月还迟迟放不下来。另一头,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也无法归还,而且利息越滚越高,逼债人越来越多,以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我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人也被债务逼傻了,最终被迫出走。”孙福财沉重地说。
在各自的办公室面对记者,两位老板语调平静侃侃而谈。孙福财还在不停抽烟,平时一包烟,但在“跑路”上海的那一个月,他每天抽两三包；而胡福林会时不时用手捏捏严重痛风的左腿,回归后的3年来,他一直忙得没顾上好好去医院医治。
“出了这种事,首先肯定是企业的责任。”胡福林坦言,从眼镜行业龙头老大到过度投资进入光伏行业,虽是高利润但也隐藏着投资的高风险,后来相继遭遇海内外市场步步衰落、光伏行业整体低迷等叠加,投资失败几乎难以避免。胡福林反思,自己的跟头主要“栽”在没有把握好资金链。企业产品好,市场大,利润高,方向和前景都很好。我就雄心勃勃要实现产品全球化。为此,铆足劲加快发展速度和扩大规模,建了一期又上占地30亩的二期,从而向银行和民间过度融资,结果搞得负债太大,超出了承受力。
两位“跑路”老板也认为,当年受宽松信贷大环境的鼓舞,当地政府亦积极鼓励他们扩大产能、多元投资,从某种程度上过度释放“赶紧做大做强”的信号,使得企业决策层头脑更加发热。
他们抱怨最多的是银行。一方面,当时家家银行极力“做工作”动员企业放手贷款,抵押物不足就鼓动企业找担保、互保。另一方面,贷款利息往往加上各种附加费用,平均达到基准利率的1.5倍左右,致使企业融资成本高企不下。往往一家银行开始扣贷、抽贷,家家银行都“闻风而动”,致使企业几乎瞬间“失血”。
当时民间借贷也“疯”了。“一个电话,借条不打都可以在一天内借到几千万。”胡福林说。而在民间借贷提供无与伦比的便捷同时,暴涨的利息一直维持在年息60%以上,有的短期“调头资金”折算年利息甚至高达100%。孙福财说:“后来醒过来看这就是吸血鬼,但沾上了就甩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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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福财也认为,自己能回来,是实在不想今后父母孩子走出门都抬不起头,被邻里戳着后背说“他们欠债不还”。如今,孙福财也成功引入了战略投资人。
浙江省近年来已全面认识到“跑路潮”对信用体系严重破坏后带来的各种后果,省长李强曾表示:“浙江什么东西都可以花钱引进,唯独信用不能引进”、“对于跑路老板,要不惜一切代价带回来”。而严厉打击企业“逃废债”,已经是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当前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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