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竞争性赶超”的必然结果，在一场完全出于为GDP而展开的竞争中，他们常常以“弯道赶超”的思维，往往会就某一特定阶段的热点产业集中进行所谓的“加速推进策略”，产业进入壁垒再高，强大的行政力量也能实现有效突破。其结果是规划什么，什么就过剩。在这种政府主导性的投资模式下，不仅一些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容易获得贷款，政府的各类平台、固定资产投资也是信贷资金扎堆的好去处。巨额投资损耗、资金运用效率低下、新城市摊大饼、老城市翻来覆去大拆大建，都成为折腾出GDP的不二法宝。于是，高速公路通向荒芜，高铁出现一人车厢，沿海经济不发达的两个邻县，也“你追我赶”地抢着把钱往水里扔——建深水大港，他们都豪迈地发出“穷县也要建大港”的豪情壮志。有些地方沿江两岸则到处建造船厂，战旗猎猎，千军万马好不壮观，现在全趴下了……
高负债率、高杠杆不仅让产能过剩行业自咽“苦果”，也深度挟裹金融体系，严重威胁金融安全。以钢铁行业为例，2012年末钢铁行业44家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0％，今年一季度末，钢铁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呈现出继续上扬态势，整体资产负债率高达80%，现在陷入全行业亏损的泥潭。玻璃从2亿重量箱增长到8亿重量箱，全行业持续亏损。新能源板块中的金风科技和华锐风电，股价分别从最高位的160元、88元跌到当下5元左右，铁道部资产负债表更是以超2万亿的信贷让各方跌破眼镜。而这才是不良贷款的冰山一角。20多万亿元的地方平台贷款、10多万亿的房地产贷款、10多万亿元低效的“铁公基”固定资产贷款，不少都成为中国经济的心腹之患。大规模投资不仅给经济金融安全“埋地雷”，其引发的环境破坏、能源浪费、资源过度开发等社会问题，也加剧社会风险。有报告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损失占中国GDP的比重大约为3%至4%，目前要超过6%。2012年中国GDP超过50万亿，据此推算，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将达到3万亿元。
在全球经济向好时，依靠外部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而现在出口大幅收窄，国内需求萎缩，欧美国家“再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吸纳消化力日益式微。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全行业超高投资率形成的产能过剩相互强化，整个经济体加速去杠杆化和合并产能时，经历的阵痛难免，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魄力和担当。长期累积的过剩产能的集中释放，注定了调整是痛苦而漫长的，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政府完善产业的出清和重组机制。
中国经济新一轮起飞因产能过剩而打了一个趔趄，这是中国经济进入“转型陷阱”的一面镜子，要跳出这一怪圈和陷阱，避免摔大跟头，还必须靠深化改革，通过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来消解。因此，如何从根本上优化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改变发展方式上唯GDP挂帅的官员选拔体系，以及政府对资源和要素的强大掌控力，放开市场准入，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经济困难时期，对低效的固定资产投资果断责令其下马，对楼堂馆所项目进行认真清理，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公平市场规则，反对那种盲目投资伴随的对企业盲目补贴——这只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加剧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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