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来自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放开也使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3月15日，证监会正式发布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提出“企业应收款、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基础设施收益权等财产权利，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等均可作为可证券化的基础资产。
这意味着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终于正式开闸。此前，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资产证券化被证监会视做谨慎对待的对象。
受此政策鼓励，多家券商正在研发将能效服务、风电场和太阳能电站等资产的收益权做成证券化产品。此举不仅将受到缺钱的项目业主的欢迎，从事该业务的券商也能从中赚取利差。由于该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购买上述金融产品的投资者或将承担一定风险。
金融机构观望，成熟还需多“熬”
还是4月，韩国进出口银行（KEXIM）发行了亚洲第一只“绿色债券”，5亿美元绿色债券一上市，投资者们便趋之若鹜，需求量是供应量的三倍多，达到18亿美元。投资者的追捧被媒体评价为“标志着投资者对中国及其邻国的污染和气候项目的兴趣日益增长”。所谓“绿色债券”，是一种专为清洁能源等气候友好项目融资的金融工具。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报告中说：“今年将成为绿色债券创纪录的一年。对绿色债券的认购超额确实存在，绿色债券都供不应求。”2009年，世界银行发行了第一期绿色债券，并且至今仍是最大的发行者。发行过绿色债券的还包括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
然而，国际上的乐观却在中国遭遇了困难。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行业人士透露，此前中国一家大型银行也试图发行首批“绿色债券”，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在污染问题更为突出的中国，投资者似乎对此并不那么感兴趣。
事实上，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对能效和新能源领域的各种金融工具研发处于观望阶段。
北京国际信托公司首席风控官幸宇晖接触绿色项目已有七八年时间，她感触最深的是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风险认知存在障碍，“金融界和环境、能源界互相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有点像是鸡同鸭讲。”幸宇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现在急需跨行业的环境金融人才。
对金融机构来说，导致其在节能和新能源领域犹豫不决的还有中国新能源政策的不确定性，这是更为根本的障碍。刘文平说，由于可再生能源法没有得到落实，风电和太阳能电站遭遇的“限电”和补贴拖欠等问题让电站资产的价值大打折扣，甚至，很多银行并不认为电站资产“有价值”，这导致证券化后的新能源资产反而成为一种“低收益、高风险”的产品。
“节能与新能源领域的金融化程度，与这两个系统各自的成熟度密切相关。”刘文平在总结这两年的经验时说，有时并非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尚不成熟。尽管最近各种创新的金融工具陆续出现，但其大规模商业化仍需二者都步入成熟阶段。
“如果把节能与新能源产品的制造比作海陆军，金融化比作空军的话，欧美都已经海陆空三军作战了，我们还在地上跑。”一位新能源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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