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建立了目标，也很难抑制投资冲动。在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能随意增加，不管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需经过发改委和其它相关部门的审批。但在过去的十余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增钢铁产能在没有获得发改委审批的情况下开工建设的，如2004年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事件，就是其中之一。但客观来说，国有钢铁企业在扩大产能过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发改委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履行监控职能，但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监控并未落实，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政府都热衷于扩大产能，由于地方政府也有解决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需求，所以大量的产能扩张是以政府财政的支持，以银行贷款为背景的。
从这个角度说，国家制定的一些产能目标，更多还是为各相关方面提供一个参考，而非依据。
但同时，我们也无需把产能过剩的问题看得这么可怕，因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同样是市场“自然洗牌”的过程，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讲，政府官员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能够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合理控制产能过剩问题，更好地促进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
姚志勇：纵观有关部门近年公布的产能调整计划，不管是抑制产能还是扩张产能，离实际发生的情况，都有距离，常常出现计划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
我个人建议，在产能变化方面，政府可以提供参考、意见，但不要干涉太多，让企业来决策是否需要新建产能。将新建产能的风险交由企业来承担，这样企业在决策时才不会轻易“头脑发热”，摆脱“政府依赖症”，学会自己把握市场。
叶继春：我个人认为，产能预警完全可以做到。
2010年，全球光伏市场陷入“疯狂”，当时我和同事谈论这个行业时，就已经注意到一些“凶兆”。比如，当时订购了一台光伏产品流水线上的关键仪器，结果要等一年半。那家仪器生产商占了全球70%、80%的份额，从它的生产状况不难判断一、两年后全球将新增多少产能。
类似的线索还有很多，但包括行业协会、各大企业都选择了刻意忽视，因为要劝说“日进斗金”的企业家放弃“趁胜追击”很难，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些企业“战略竞争”布局等因素，所以这项工作还要由更冷静、更全面的政府部门来做。但中国的政策制定很容易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管是“一哄而上”还是“一哄而散”，都不利于产业和科研工作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部门要建立预警机制，引导企业的正确投资。但是政府部门又不宜介入太深，要相信行业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都能够通过市场调节走上正轨。
凌红伟：作为新兴产业的光伏产业，在最近几年经历了大跃进式的发展，导致市场无法承受。对此，我们需要反思。
最需要反思的是，宏观调控政策要落到实处。早几年，其实我们也看到有风险，比如，2009年国家工信部对光伏产能过剩发出过警告，海宁市也在2010年对海宁光伏产业爆发增长背后存在的隐忧发出过预警，但最终各方都没有用宏观调控来控制产业发展，错过了规划产业布局的最佳时机，导致各地光伏产能严重超过市场需求量。
同时需要反思的，“大跃进”式的产业发展过程破坏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产业扩张太快，企业的技术、人才储备远远跟不上，最终复制出一批重复建设、粗犷管理的代加工企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略性新兴企业。
眼下，有关部门需要尽快拿出对策的问题有两个：国内光伏市场的启动速度如何能更快些？市场容量如何更大些？眼看一批企业的资金链已非常紧张，银行方面是否能提供多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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