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美国政府以双反理由踢出欣欣向荣的美国市场后，现在数百家中国光伏企业可能再次被传统的太阳能消费大户欧洲以同样的理由踢出该市场。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中国最主要的两家光伏企业尚德电力和赛维LDK已经濒临破产，其市值相对最顶峰时已经跌去95%以上，目前仅分别为1.3亿美元和1.7亿美元。
于是，悲观甚至绝望情绪油然而生：这个曾经被中国政府寄予产业转型和升级厚望的产业，似乎整体性的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不错，情况的确已经够悲观，但也许尚未到绝望的时候，尤其当我们将其与其他新兴产业的崛起模式相对照时。
纵观中国光伏业十多年的发展史，不难看出，这个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样板的标签，从各方面看它是再理想不过的标的：中国经济需要能源保障，而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中国需要告别简单的低附加值的制造，而光伏业符合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科技含量高的特点，符合高附加值产业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光伏业需要较高的初期投入资本、而且生产过程的难度已经被技术含量高的设备大为降低，而这两项都正合中国过去政府推动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胃口，并被政府官员的考核得以保障。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它可以人为降低这个行业的进入门槛，从而使行业迅速繁荣。不错，这难免会泥沙俱下，但正如互联网行业今天的健康与繁荣，离不开2000年前后的疯狂和泡沫四溅，正是泡沫吸引了一流的技术人员、创业者和资本的注意，从而为行业的腾飞积蓄力量。
在短短十年间，中国便涌现了尚德、赛维LDK、英利等一批在资产规模和收入规模上跻身全球前列的领头羊，你不能说中国在这个行业的政策是无效的、甚至失败的。不错，现在这些公司中的很多都有破产的风险，但同样拿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或许能有新的思路：互联网在走向健康、理性的成长之前，也经历了许多次的挤压泡沫的过程，而谁又能说，这不是光伏业挤泡沫的过程？
要说有什么需要从互联网行业借鉴的，那就是政府在互联网行业崛起的过程中扮演角色的方式：政府通过大笔的投资电信等基础设施，建立适合创业的环境，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是互联网崛起的关键。即便在中国，这一原则在大多数时候也被奇迹般地得以贯彻，这才导致今天中国巨大的互联网成就——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网民，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一批全球资本市场上的佼佼者。
相比在互联网，中国政府在光伏业上的介入方式就稍显直接：各地政府为了争夺光伏业创业人才和资本的流入，甚至是提升本地经济的科技含量，善意地对企业提供了一系列支持（很多的支持在欧美国家也很普遍，这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这些支持暂时人为地降低了行业的进入门槛和企业的运营成本，有利于行业的快速启动。
从某种意义上看，政府对光伏业的支持比在互联网行业见效更快，因为光伏业是一个对固定资产需求非常高的行业，一旦这些资产投资到位，行业的规模也能以可以预见的方式扩张。
以截至2011年底，全球光伏业中资产排名前三的公司为例，赛维LDK的总资产为68.5亿美元，First Solar为57.8亿美元，尚德电力为45.4亿美元，其中三家公司的财产、厂房和设备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56.5%、31.5%、34.6%，资产收入比（产生一美元的收入需要的总资产数）分别为3.17，2.1，1.44。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两点：
• 光伏企业必须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固定资产的置办中，但这也可能暗示这个行业的很多技术都被凝聚到了设备中，技术门槛实际上被降低，特别是在上游的硅片生产环节（赛维LDK就是典型），这就意味着，最大难点就变成设备投资的资金，而这在中国不是难事。
• 设备投资占有较高的资产比重，反过来会提高其产品的固定成本，这导致一旦产能过剩，企业打起价格战来会不惜血本（理论上只要高于可变成本）。
而这些数据也无法证明中国企业就一定不如西方公司。论将资产转化为收入的能力，尚德电力甚至远远超过了First Solar。在另外一些指标上，尚德电力也比其他中国公司要表现得好很多，虽然不如First Solar那么出色。比如毛利率。
在过去的五年，尚德的毛利率除了在2011年下降为13%，以及受到美国双反影响，在今年第一季度骤然下降到0.6%，其他时间都在20%左右，这让该公司仍然有利可图。不过赛维就没有这么幸运，虽然它在2007年时的毛利率还高达32.5%，但随后随着中国各地大量企业进入上游的硅片制造环节，导致价格急剧下降，它在2009年和2011年的毛利率甚至出现负数。
相比而言，First Solar在2011年的毛利率仍然高达35.1%，而在那之前的几年，则基本都在40%～55%之间。虽然这部分要归功于其采用了更为先进的薄膜光伏制造技术，从而使其整体成本上有一定的优势，但这并非全部。
与中国公司相比，First Solar更注重在研发上的投入，2009年～2011年，它在研发上的投入占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8%，3.7%和5.1%，而尚德分别为1.71%，1.39%和1.23%，赛维分别为0.76%，0.43%和2.16%。
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解释中国光伏业目前的困境：由于政府不计成本的支持，和投资者以为未来一定更美好的误区的形成，导致资本的市场计价原则在这里无法维持，通过投资回报率管理来调节市场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结果是大量中小企业的介入，使得整个行业刚刚兴起，就已经陷入产能过剩不能自拔。
据IMS的数据，中国目前仅晶体硅光伏组件一年的产能就已达到32.6GW左右，非常接近全球一年的需求量。几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这个行业有多么依靠外部资本：赛维2007年的负债率为47%，而2011年已高达87.7%，尚德2007年的负债率为58%，2011年已经上升到79%；相比之下，First Solar在2007年的负债率为20%，2011年大幅上升后，也仅为37%。
这种模式一方面让中国企业极易受到国外市场反倾销的调查，也对一些潜在的优质公司起到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在光伏业，企业提高回报率有两种主要的途径，一是通过投资研发来提高光电转化效率，从而获得回报，一是通过不断进行规模上的投资，以期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
相比前者，在短期内后者更为直接，但很容易陷入产能过剩和价格战，而一旦价格战开打，采取前一种途径的公司也无法幸免，它们实际上面临短期和长期的利润都无法赚取的可悲境地。仅仅为了与本地的中小企业、而非国外的强大对手竞争，潜在的好公司们不得不减少在研发上的投资，转而投资到规模上，以赚取短期的份额和回报。
既然找到了问题的所在，那么接下来的拯救措施也就相对明了：
首先，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将支持力度与技术水平（如转化率）相挂钩的奖励扶持措施，彻底放弃过去单纯基于规模的激励政策；其次，选择两到三家拥有一定竞争力的公司，由中国国有的传统能源巨头出面，或者鼓励有意参与该市场的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其私有化，其他企业的存留交由市场决定。
然后，逐步启动中国光伏市场，并时刻视欧美市场对中国企业的政策，采取对等的开放政策，这样即便完全失去欧美市场，也可以通过将欧美企业排斥在中国之外，而使中国企业拥有一段积蓄力量的时期。
最后，重中之重，是政府应该退居幕后，成为单纯的游戏规则制定者，让资本的市场定价原则在这里重新生效。最近传言某地政府试图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帮助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这固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却是下下之策。
于是，悲观甚至绝望情绪油然而生：这个曾经被中国政府寄予产业转型和升级厚望的产业，似乎整体性的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不错，情况的确已经够悲观，但也许尚未到绝望的时候，尤其当我们将其与其他新兴产业的崛起模式相对照时。
纵观中国光伏业十多年的发展史，不难看出，这个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样板的标签，从各方面看它是再理想不过的标的：中国经济需要能源保障，而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中国需要告别简单的低附加值的制造，而光伏业符合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科技含量高的特点，符合高附加值产业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光伏业需要较高的初期投入资本、而且生产过程的难度已经被技术含量高的设备大为降低，而这两项都正合中国过去政府推动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胃口，并被政府官员的考核得以保障。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它可以人为降低这个行业的进入门槛，从而使行业迅速繁荣。不错，这难免会泥沙俱下，但正如互联网行业今天的健康与繁荣，离不开2000年前后的疯狂和泡沫四溅，正是泡沫吸引了一流的技术人员、创业者和资本的注意，从而为行业的腾飞积蓄力量。
在短短十年间，中国便涌现了尚德、赛维LDK、英利等一批在资产规模和收入规模上跻身全球前列的领头羊，你不能说中国在这个行业的政策是无效的、甚至失败的。不错，现在这些公司中的很多都有破产的风险，但同样拿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或许能有新的思路：互联网在走向健康、理性的成长之前，也经历了许多次的挤压泡沫的过程，而谁又能说，这不是光伏业挤泡沫的过程？
要说有什么需要从互联网行业借鉴的，那就是政府在互联网行业崛起的过程中扮演角色的方式：政府通过大笔的投资电信等基础设施，建立适合创业的环境，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是互联网崛起的关键。即便在中国，这一原则在大多数时候也被奇迹般地得以贯彻，这才导致今天中国巨大的互联网成就——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网民，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一批全球资本市场上的佼佼者。
相比在互联网，中国政府在光伏业上的介入方式就稍显直接：各地政府为了争夺光伏业创业人才和资本的流入，甚至是提升本地经济的科技含量，善意地对企业提供了一系列支持（很多的支持在欧美国家也很普遍，这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这些支持暂时人为地降低了行业的进入门槛和企业的运营成本，有利于行业的快速启动。
从某种意义上看，政府对光伏业的支持比在互联网行业见效更快，因为光伏业是一个对固定资产需求非常高的行业，一旦这些资产投资到位，行业的规模也能以可以预见的方式扩张。
以截至2011年底，全球光伏业中资产排名前三的公司为例，赛维LDK的总资产为68.5亿美元，First Solar为57.8亿美元，尚德电力为45.4亿美元，其中三家公司的财产、厂房和设备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56.5%、31.5%、34.6%，资产收入比（产生一美元的收入需要的总资产数）分别为3.17，2.1，1.44。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两点：
• 光伏企业必须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固定资产的置办中，但这也可能暗示这个行业的很多技术都被凝聚到了设备中，技术门槛实际上被降低，特别是在上游的硅片生产环节（赛维LDK就是典型），这就意味着，最大难点就变成设备投资的资金，而这在中国不是难事。
• 设备投资占有较高的资产比重，反过来会提高其产品的固定成本，这导致一旦产能过剩，企业打起价格战来会不惜血本（理论上只要高于可变成本）。
而这些数据也无法证明中国企业就一定不如西方公司。论将资产转化为收入的能力，尚德电力甚至远远超过了First Solar。在另外一些指标上，尚德电力也比其他中国公司要表现得好很多，虽然不如First Solar那么出色。比如毛利率。
在过去的五年，尚德的毛利率除了在2011年下降为13%，以及受到美国双反影响，在今年第一季度骤然下降到0.6%，其他时间都在20%左右，这让该公司仍然有利可图。不过赛维就没有这么幸运，虽然它在2007年时的毛利率还高达32.5%，但随后随着中国各地大量企业进入上游的硅片制造环节，导致价格急剧下降，它在2009年和2011年的毛利率甚至出现负数。
相比而言，First Solar在2011年的毛利率仍然高达35.1%，而在那之前的几年，则基本都在40%～55%之间。虽然这部分要归功于其采用了更为先进的薄膜光伏制造技术，从而使其整体成本上有一定的优势，但这并非全部。
与中国公司相比，First Solar更注重在研发上的投入，2009年～2011年，它在研发上的投入占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8%，3.7%和5.1%，而尚德分别为1.71%，1.39%和1.23%，赛维分别为0.76%，0.43%和2.16%。
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解释中国光伏业目前的困境：由于政府不计成本的支持，和投资者以为未来一定更美好的误区的形成，导致资本的市场计价原则在这里无法维持，通过投资回报率管理来调节市场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结果是大量中小企业的介入，使得整个行业刚刚兴起，就已经陷入产能过剩不能自拔。
据IMS的数据，中国目前仅晶体硅光伏组件一年的产能就已达到32.6GW左右，非常接近全球一年的需求量。几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这个行业有多么依靠外部资本：赛维2007年的负债率为47%，而2011年已高达87.7%，尚德2007年的负债率为58%，2011年已经上升到79%；相比之下，First Solar在2007年的负债率为20%，2011年大幅上升后，也仅为37%。
这种模式一方面让中国企业极易受到国外市场反倾销的调查，也对一些潜在的优质公司起到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在光伏业，企业提高回报率有两种主要的途径，一是通过投资研发来提高光电转化效率，从而获得回报，一是通过不断进行规模上的投资，以期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
相比前者，在短期内后者更为直接，但很容易陷入产能过剩和价格战，而一旦价格战开打，采取前一种途径的公司也无法幸免，它们实际上面临短期和长期的利润都无法赚取的可悲境地。仅仅为了与本地的中小企业、而非国外的强大对手竞争，潜在的好公司们不得不减少在研发上的投资，转而投资到规模上，以赚取短期的份额和回报。
既然找到了问题的所在，那么接下来的拯救措施也就相对明了：
首先，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将支持力度与技术水平（如转化率）相挂钩的奖励扶持措施，彻底放弃过去单纯基于规模的激励政策；其次，选择两到三家拥有一定竞争力的公司，由中国国有的传统能源巨头出面，或者鼓励有意参与该市场的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其私有化，其他企业的存留交由市场决定。
然后，逐步启动中国光伏市场，并时刻视欧美市场对中国企业的政策，采取对等的开放政策，这样即便完全失去欧美市场，也可以通过将欧美企业排斥在中国之外，而使中国企业拥有一段积蓄力量的时期。
最后，重中之重，是政府应该退居幕后，成为单纯的游戏规则制定者，让资本的市场定价原则在这里重新生效。最近传言某地政府试图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帮助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这固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却是下下之策。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209/12/2918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