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下个月的哥本哈根会议日益临近，质疑全球共同对抗气候变化的必要性的论调明显增多，但政界人士不应为此而分心。一些怀疑者可能有科学背景，但他们不是当代气候研究的主流群体。真正的专家是世界各地研究气候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的数以百计的科学家，他们坚信，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是一个必须抓紧时间解决的切实危机。
当科学与政治掺杂在一起时，科学家必须简化自己的观点，以帮助政界人士抓住要领。与太空政策、干细胞和艾滋病等其它一些科学问题相比，气候科学的极度复杂性——从大气物理学到极地冰川学——使其更加难以表达。结果就是，将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的情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有时，急于用最严厉的措辞表达全球变暖威胁的环保组织会进一步夸大这个现象。
关于全球变暖，需要掌握的最重要一点是，它不曾、也不会在全球范围内以可预测的一致步调发展下去。正如怀疑论者喜欢指出的那样，1998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候最温暖的一年（太平洋上一次尤其强烈的厄尔尼诺事件所致），但自那以来，一些地区的温度继续大幅上升——尤其是北极地区。过去5年，这里的夏季海冰面积急剧缩小。
一个常见的错误是，试图在“人为”与“自然”变化变化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真正的气候是自然变化与日益重要的人类影响力之间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地质记录显示，自然变化的发生速度可以极其之快——过去两万年里，有几次全球气温在一个世纪内就上升或下降了几度。怀疑论者有时似乎会从这种自然变化中找到安慰，但对于具有历史感的气候学家来说，过去的急剧变动一点也不能带来宽慰。他们提出了一个切实存在（尽管可能很小）的风险，即向大气中输入的二氧化碳达到数百万年来从未曾见过的水平，可能会引发无法控制的、灾难性的全球变暖。
未来的气候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为规划计，政策制定者需要预计未来几十年的气候变化，科学家要通过类似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等机构发布普遍预测。
我们需要记住，这些预测数字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果气候对二氧化碳的增加没有模型所显示的那样敏感，又或者，一些意料之外的自然事件（比如，太阳略微变暗或异常的火山活动）产生了干涉作用，那么我们可能会侥幸地看到气候只是轻微变暖。全球气温最有可能的升幅介于刚好可以应付的2°C到可能造成灾难的4°C之间，这主要取决于世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速度。但情况也可能会更糟。
最终，当将各种不确定性与科学家认为我们正在做一件对全球气候有意义的事情的观点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应投资数千亿美元用于削减碳排放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确保不会发生可能破坏工业文明的气候巨变——这也是哈佛(Harvard)经济学家马丁•威茨曼(Martin Weitzman)提出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观点。
幸运的是，当我们从预测气候本身，转向评估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削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时，科学变得清晰多了。忘记给地球降温的深奥“地球工程学”提案吧。通过提高我们使用碳基能源的效率，已经存在（或正在研发中）的技术可以非常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最平淡无奇的节能方式——比如，对建筑物进行恰当的保温隔热和降低交通运输的能耗——仍有巨大的贡献空间。核能以及从太阳能到风能再到波浪能等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是如此，不过，大举投资“智能电网”技术，以最有效地利用这些能源将至关重要。
译者/董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