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的COP30正式开幕上，美国联邦政府的空缺成为大会现场最引人注目的画面。尽管美国是全球历史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但特朗普政府没有派出任何高级代表参会，也未对缺席作出公开说明，使美国在关键谈判阶段陷入“全然缺席”的状态。特朗普政府不仅未派遣气候特使或高级官员，也未参与前期部长级会议或谈判环节，显示出美国在气候议程上的全面撤退。
纽森戏剧性现身：大骂特朗普
就在美国联邦缺席引发舆论震动的第二天，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在2025年11月11日上午抵达贝伦会场，立刻成为本届COP的焦点人物。峰会上，纽森发表措辞激烈的言辞，称特朗普是“入侵物种”和“破坏球”（invasive species and wrecking ball），还在变本加厉地犯傻，试图倒退上个世纪取得的进步，纽森强调不想让美国在气候政策方面沦为脚注。
白宫发言人则马上回应：“加州州长纽斯库姆千里迢迢飞到巴西，兜售所谓的绿色新骗局，而加州民众却要承担全美最高的能源价格。如果纽森对气候议程的支持是真诚的，他就不会参加一个需要砍伐数千英亩受保护的亚马逊雨林来修建特殊用途高速公路的气候峰会。纽斯库姆和其他国家是时候摘下气候伪装的面具了。特朗普总统绝不允许美国人民的利益因绿色能源骗局而受到损害。这些所谓的绿色梦想正在摧毁其他国家，但多亏了特朗普总统务实的能源议程，它们不会摧毁我们。”
随后，巴西当局表示，罗杰斯提到的这条特殊用途高速公路是一条穿过热带雨林通往贝伦的四车道公路，但这条公路是在贝伦申办巴黎气候大会之前就已规划好的。
纽森并非国家层级官员，却主动参加多场高级别圆桌会议。他在公开讲话中严厉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气候立场，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正在变得荒唐、危险”，并强调全球已完全没有时间拖延。这番话凭借联邦缺席的背景，被国际媒体迅速放大，使纽森成为COP30最受关注的美国政治声音。
纽森在抵达的同一天，即11月11日下午，连续开展了多项国际合作，几乎以“州级外交”的姿态填补联邦空白。在11月11日–12日期间，加州完成多项合作进展：
- 与 巴西帕拉州政府 会面并签署森林防火、监测与保护合作框架；
- 与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扩展Under2 Coalition合作，包括产业减排与清洁能源协作；
- 与尼日利亚、哥伦比亚等国家代表展开低碳交通、甲烷减排和森林治理合作洽谈；
- 推动森林碳汇、供应链脱碳、自然保护领域的技术交流机制。
加州州政府在11月11日当地时间晚上发布官方声明强调：“当华盛顿退出全球气候舞台，加州不会离开。”
尽管纽森在COP30掀起巨大反响，但国际专家认为，加州的积极行动终究无法替代美国应承担的国家责任。加州不能代表美国参与条约谈判或承担国际承诺，也无法解决美国缺席造成的谈判空洞。此外，联邦与加州在气候方向上的巨大差异，也使国际社会对美国政策的连续性产生更多疑问。
“减派君观点”
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最大特征，就是一种结构性、长期性的深度割裂。这种割裂不是一时的政治摇摆，而是从联邦到州、从产业到选民、从司法到外交都贯穿其中的系统性分裂。首先，在联邦层面，总统权力与国会权力常年对立：民主党政府推动减排、清洁能源与国际合作，而共和党政府往往选择否认、撤回或冻结气候行动，使美国的气候政策始终呈现“前进三步、后退两步”的周期性震荡。其次，各州之间的能源结构和政治理念差异巨大，加州、纽约等州执意向清洁能源全面转型，而中西部与南部州份则继续依赖煤炭与油气产业，使全国难以形成统一路线。同时，美国社会内部也深受分裂影响：一半以上的民众支持气候治理和新能源，而另一部分则担心能源成本上升、就业减少或对气候变化科学持怀疑态度。最终，这种割裂甚至延伸到外交场域：当白宫退出国际谈判时，加州依然站在COP发声，形成“联邦退、地方进，美国不来、加州来”的罕见局面。
加州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森林治理、野火管理（规律性失火）与碳市场制度等领域长期位于全球前列。多年来，加州依托Under2 Coalition促进跨国地方政府的合作，使其具备了超越一般州政府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当美国联邦政府在COP30完全缺席时，加州具有充分的能力与动机在国际舞台发声，为美国留下最低限度的“存在感”。
更重要的是，加州在COP30上的高调亮相之所以影响深远，还因为它不仅代表一个州政府，更代表了全球科技产业强大的力量。苹果、谷歌、Meta、NVIDIA、Intel、Salesforce 等科技巨头全部扎根加州湾区，它们不仅是清洁能源与 AI 能耗转型的核心需求方，也是全球碳移除（CDR）最大买家和零碳转型最积极的推动者。
因此，美国的气候外交管线并未被完全切断，而是像是被加州暂时“托管”。假设特朗普下台，民主党再次回归，美国未来的气候政策不只可能迅速复位，更可能在外交舞台上借助加州的连线实现“无缝切换”，以一种更主动、更有技术与产业支撑的姿态重返全球气候治理。当然，也正是这种轻易的“换位”，使美国既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回归气候行动，又可能在下一轮政治循环中再次剧烈转向。
但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美国政府的缺席，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决定性影响。 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正从传统的“国家中心模式”转向更加多层级、多主体的合作结构。跨国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科技巨头以及次国家联盟越来越成为气候行动的核心推动者。在碳移除（CDR）市场、清洁能源投资、技术创新、供应链脱碳等关键领域，真正投入资金、承担风险、推动规模化的往往是硅谷企业与州级政策，而不是联邦政府。另一方面，国际合作本身也出现“去国家化”趋势：Under2 Coalition、C40 城市联盟、碳市场技术协议、跨境企业购电协议 (PPA) 等机制让地方政府与企业可以在没有联邦参与的情况下持续推动跨国气候合作。因此，美国即使在联邦层面暂时沉默，其经济、科技与地方治理体系仍在推动实质性的气候进展，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已不再是唯一关键变量，而美国的气候影响力已经在结构上“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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