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9年以来，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后果日益凸现。美国夏威夷监测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创下80万年来最高水平，北极冰川加速融化(冰岛甚至为一块消逝的冰川建造墓地)，亚马逊森林火灾频发，中国西北开始变得暖湿起来……层出不穷的关于气候变暖的新闻一再触动人们的敏感神经。
今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召开气候行动峰会，他呼吁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紧急行动，推动落实《巴黎协定》，以避免出现灾难性后果。
从此次峰会后披露的成果看，77个国家、10个地区和100多个城市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人类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为零，70个国家宣布将在2020年前提升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彰显了全球应对气候行动的势头和动能在增强。
那么，如果全球2050年“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对化石能源公司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能源需求增长与碳减排的“双重矛盾”
众所周知，2015年底签署的《巴黎协定》提出将全球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也提出为1.5摄氏度而努力。《巴黎协定》为各国提供了一个设定清晰目标、增强动力的国际框架以实现净零碳世界。但实现目标却并不容易。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测算，如果要将人类造成的温升幅度总量控制在不超过1861年至1880年间温度的2摄氏度，需要将1870年来所有人为来源的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控制在约2.9万亿吨以下。而根据多家机构预测，自1870年以来至今，全球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已超过2万亿吨，人类已经用去约3/4的碳预算。
根据IPCC预测，在1.5摄氏度和2摄氏度情景下，人类剩余的碳排放空间分别为5800亿吨和15000亿吨。目前全球每年碳排放量的80%左右来自化石能源，这意味着留给化石能源的碳预算空间分别仅为4600亿吨和12000亿吨。按照2018年全球化石能源碳排放额约330亿吨计算，碳预算耗尽时间分别在2030年和2050年前后。如果人类没有采取特别行动，地球大气中的碳浓度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达到危险的临界值。
IPCC在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进一步认为，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的真实影响将比预测中更为严重，将气温增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不能有效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坏影响。若将目标调整为1.5摄氏度，则将能避免大量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风险。例如，在升温2摄氏度的情境下，科学家预测全球99%的珊瑚礁都将退化，而在升温1.5摄氏度时，珊瑚礁退化的比例减少到70%~90%;在升温2摄氏度的情境下，北极夏天完全无冰的情况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而在升温1.5摄氏度时，这一风险降低到每百年一次。
当然，为实现1.5摄氏度升温控制目标，人类也必须付出更艰苦的努力。IPCC认为，为了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应下降约20%，并在2075年左右达到零净值;如果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应下降50%，并在2050年左右达到零净值。
尽管人类对气候变化造成严重后果的认识在不断深入，但近年来全球推进碳减排的进程却并不乐观。根据BP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增长2.9%，煤炭消费增速达到1.4%(2007-2017年平均增速为0.7%)，石油天然气的消费需求增速超过5%;化石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刺激碳排放量同比增加2%，达到336.8亿吨的历史高位，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速。以至于BP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宾塞·戴尔也颇为悲观地说：“世界正在迈向不可持续发展之路”。
很显然，实现2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要求各个领域去碳化深入推进，化石能源消费大幅下降，但当前全球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仍然超过80%，是能源利用的绝对主力。从多数机构的情景预测来看，普遍认为未来全球经济和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进而推动全球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多数机构预测到2040年全球能源总需求增长将在25%-40%左右)，化石能源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仍将是全球主力能源。
在多家机构远景展望报告中，除了国际能源署可持续发展情景(2040年碳排放降至150亿吨)、EQUINOR的革新情景(碳排放降至190亿吨)、壳牌的天空情景(碳排放2025年升至360亿吨，2040年降至290亿吨，2070年达到净零排放)之外，其他很多情景全球化石能源碳排放大都在350-400亿吨之间，数值仍远高于实现“巴黎协定”升温控制目标所需的水平，实现2摄氏度和1.5摄氏度目标挑战极大。
若《巴黎协定》升温控制目标实现， 谁是最大输家?
尽管从目前看《巴黎协定》升温控制目标实现起来难度非常大，但对所有化石能源公司来说，建立底线思维、未雨绸缪总是必要的。一旦上述升温控制目标得以实现，究竟将给化石能源巨头们带来多大的影响?
咨询机构埃森哲在2016年曾经做过一个预测，认为要在21世纪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如果不采取CO₂收集和利用手段的话，全球将有近2/3化石能源储量得不到开发，其中包括33%的原油、50%的天然气和80%的煤炭。而股票分析机构开普勒盛富(Kepler cheuvreux)2014年做过的预测认为，如果国际能源署发布的“450愿景”(450 Scenario，即设想全球将加强对碳排放的监管)得以实现，从现在起至2035年化石能源公司将累计蒙受28万亿美元的损失。
近期，市场咨询机构伯恩斯坦新出炉的一份报告认为，在2摄氏度情景下，全球约41%的证实化石能源储量将得到开发，59%的化石能源储量将面临被搁浅的风险。这其中，煤炭受影响最大，约77%的煤炭资产被搁浅，约29%的石油储量和8%的天然气储量被搁浅。
而在1.5摄氏度情景下，情况则要严重得多。全球只有16%的化石能源储量将被开发，高达84%的化石能源资产被搁浅。其中，高达91%的煤炭资产、72%的石油资产和68%的天然气资产被搁浅。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1.5摄氏度还是2摄氏度情景下，都至少有80%以上的煤炭资产将面临被搁浅的风险，煤炭成为最大输家。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煤炭公司近年来频频遭遇破产或倒闭命运也证实了这一点。
从报告分析看，在2摄氏度情景下，石油和天然气还相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大部分上市石油公司的资产。因为这些公司的储量寿命仅在10-30年之间。因此在2摄氏度情景下，大部分油气公司能够生产目前油气储量2倍的资源。即使在1.5摄氏度情景下，上市石油公司中大约只有10%的石油储量和20%的天然气储量面临被搁浅风险。
例如，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就曾经做过测算，认为即使在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情景下，该公司资产组合仍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面临的资产搁浅风险并不大。欧洲石油巨头壳牌也认为，目前公司面临的资产搁浅风险较低，公司80%以上证实储量在2030年前会开发完毕。
当然，这也要看不同石油公司内部的资产结构。总体上说，那些拥有较多高碳资产、高成本资产、老旧存量资产的石油公司，在气候变化面前更加脆弱。特别是以高碳强度、高成本著称的油砂资产面临的风险最大。一家名为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机构近期研究认为，在一个与《巴黎协定》相适应的世界里，未来20年内将不会再有新的油砂项目开工。即使在国际能源署的新政策情景下(全球升温2.7摄氏度)，未来15年内也有超过40%的油砂产量将需要重新考虑。
欧佩克国家面临的资产搁浅风险也相对较高。根据BP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石油储量寿命绝大部分在50-100年。在2摄氏度情景下，伯恩斯坦预计这些国家约有50%的剩余石油储量面临搁浅风险，40%的天然气储量面临被搁浅。而在1.5摄氏度情景下，这些国家高达80%的油气储量将被搁浅。
石油公司加快低碳策略调整
从目前看，尽管石油公司面临的碳资产搁浅风险并不算高，但积极顺应《巴黎协定》要求，加快推进投资决策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调整，努力减少生产操作过程的碳排放，已成为绝大部分石油巨头的共同选择。
首先是将碳定价纳入公司投资决策体系。尽管目前碳定价机制覆盖范围有限，国际石油巨头大部分上游业务尚未受到直接影响，但伍德·麦肯兹预计未来十年国际石油巨头将有近一半的产量受到碳价波及。从目前看，国际石油巨头都已把碳价作为长期计划的考虑因素，其碳定价多数在6-80美元/吨的区间。
例如，壳牌公司积极应对“资产搁浅”的风险，每年都根据不同的场景对资产组合进行测试，壳牌把40美元/吨的碳价作为新项目投资的筛选值，对于高碳价和政府严格监管的项目采用专门的温室气体排放设计标准和管理模式，并进行碳价压力测试。BP公司在碳排放量大的新项目的工程设计和投资决策中采用40美元/吨的碳价，将压力测试碳价设为80美元/吨。Equinor在挪威的传统油气项目碳强度相对较低，目前已按照59美元/吨进行碳税征收，对于国际项目投资按照国际能源署450的情景假设，将2040年的碳价预测值设为140美元/吨。
其次是在生产活动中制定了更加进取的碳减排目标。例如，埃克森美孚宣称，自2000年已投入90多亿美元用于研究低碳解决方案，通过CCS技术和能效提高等手段已经减排4亿吨二氧化碳。公司计划在2020年之前将作业环节的甲烷排放减少15%，将天然气放空燃烧减少25%，在2023年之前将加拿大油砂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减少10%。公司去年还与Orsted公司签订了250兆瓦的新能源电力协议，为公司在得克萨斯州的油田生产提供电力支持。
雪佛龙公司近年来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也大为改观。该公司2017年首次主动发布《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从投资者的视角》，坦承化石能源燃烧将带来温室气体排放，并将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影响。公司近期提出，在2016-2023年间，计划将上游石油生产的甲烷排放强度降低5%-10%，将天然气生产的甲烷排放强度降低2-5%。
从欧洲公司的情况看，壳牌公司对2030年后业务转换的基本方针是，减少其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净碳排放足迹(Net carbon footprint)，壳牌未来将使用这一方法计算其所有产品的NCF均值，每年公布这一数值并每5年根据低碳战略变化调整这一数值)。壳牌预计在天空情景下2070年全球能源行业将不产生CO₂排放，2035年的NCF均值将在2015年(83G CO₂/MJ)基础上下降20%，2050年将达到43GCO2/MJ。道达尔预测，经过产品结构调整，到2030年公司碳强度将比2015年的水平下降15%。埃尼公司油气田生产中放空燃烧的天然气量较2007年已经下降了68%，该公司目标到2025年实现零燃烧，温室气体较目前基础上削减43%。
资产结构调整更为关键
对很多机构来说，石油行业是长周期的行业，一个新油气田投产后的生产周期往往持续二三十年，因此石油公司当前的投资方向对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在一些更加激进的环保机构看来，当前石油公司的油气投资已超过《巴黎协定》的要求。
例如，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认为，与国际能源署的新政策情景相比，在1.6摄氏度情景和1.7-1.8摄氏度情景中，2019-2030年石油行业资本开支将分别下降83%和60%。而2018年绝大部分石油巨头批准的油气项目均超过2摄氏度情景的碳预算标准。
然而，石油公司对此又有着自身的逻辑判断。多数石油巨头认为，未来二三十年内油气仍将是全球主力能源。即使在2摄氏度情景下，世界仍需要大量新增油气资源供应。例如，雪佛龙认为，即使在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情景中，2040年油气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仍将达到48%(新政策情景中油气占比将达到52%，目前为54%左右)。
在埃克森美孚看来，即使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目标，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2040年全球石油需求仍达到7800万桶/日。在该情景下，未来20年全球仍新增石油3700亿桶、天然气1750万亿立方英尺。同时该公司认为，按照国际能源署新政策情景，未来20年约需要21万亿美元的新增油气投资(其中15万亿集中在上游油气领域)。
石油公司只要能够提供最低成本的石油资源，就能够赢得“最适应者生存”之战。而降成本又与规模效应密切相关。根据伍德麦肯兹预测，七家国际石油巨头到2023年油气产量将升至2300万桶/日，年均增幅将达到3%。同时多数巨头能够把桶油成本控制在30美元/桶。可见无论气候行动如何推进，这些石油巨头总体仍将处在相对有利的位置上。
当然，石油巨头也在加快推进资产结构调整。很多公司把加大低碳天然气的投资力度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当前多数石油巨头的天然气产量占比已经超过40%，道达尔、壳牌、BP等巨头已经达到50%左右。道达尔和BP甚至提出了将天然气产量占比提升至60%这一更加激进的目标。
越来越多的石油公司正在加大对零碳新能源业务的投入。这其中欧洲石油公司无疑是“先行者”。例如，壳牌提出到2030年前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之一;道达尔积极发展光伏和储能等业务;Equinor大力发展海上风电(据统计，欧洲50%以上的核准、在建、新建的海上风电项目被石油巨头“收入囊中”)。连一向“保守”的埃克森美孚也开始购买绿色电力，雪佛龙公司开始投资充电公司……石油巨头们在能源低碳转型的道路上究竟会走多远，还有待我们更加长期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