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报：11月，您刚刚参加了民营企业座谈会，也代表光伏行业里的民营企业提出了当前面临的困境。在光伏行业持续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政策往往是滞后于行业发展的。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刘汉元：在能源转型的问题上，我们的政策研究必须具有前瞻性。而事实上，由于行业变化太快，很多研究、统计和分析机构很难理解在3-5年内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十年前的发展状况根本无法估量新能源行业如今的成本水平。十年后的今天，光伏行业的成本已经降到当初的约十分之一，并且还在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下降。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看到能源转型的道路就在脚下，甚至就在今天。
另一方面，在近50年左右的时间中，大部分的分析机构都没能把握准产业的突破进程和领先步伐。因此，在社会经济治理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怎样营造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这才应当是产业政策关注的重点，而不是简单地急走急停。
中国能源报：如您所言，新能源发电成本在不断下降，平价上网渐行渐近，在这一过程中，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发挥引导作用?这时候“急刹车”式的政策对行业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汉元：应该说还是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大家笑称不仅仅是急刹车，还刹出了车祸。5月31日以后，在一周左右的时间证券市场上新能源领域的市值损失了超过3000亿元。今年6-8月，光伏行业关停的产能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元。
财富消失了，变成了沉没成本，如此大的损失值得深刻反思：宏观政策该如何呵护市场主体?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如果政策波动过大，投资者觉得明天不可预期，那么投资热情就会大大降低。如果越来越多的行业面临这样的情况，必然会波及宏观经济的发展。一个A4纸大小的文件就可以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如果不纠偏、不追责，未来就可能重蹈覆辙。这也给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敲响了警钟，责任要明确，对市场机制要尊重。
中国能源报：在“急刹车”式的政策外，您认为目前的常规产业政策中还有哪些有待完善?对于光伏发电的税收、土地等非技术成本过高问题，希望得到怎样的政策支持?
刘汉元：在沙特的光伏电站竞价中，已经出现了1.79美分/千瓦时的价格。原因就在于当地的非技术成本很低，土地价格几乎为零。但当前，在国内建设光伏电站，除了常规的土地费用，还有诸如海洋使用费、森林使用费等多种费用，林林总总甚至有近20个类目。
另一方面，光伏电站的设计寿命通常是25年，折旧率在4%左右，但当前国内资金成本走高，甚至一些项目使用的资金利息高达10%。同时，本来作为成本的利息部分还要加收增值税。根据我的估算，目前税费成本已经占到光伏电站开发运行成本的1/4左右，有的甚至接近1/3。如果这算在电价里，最低也要0.07-0.08元/千瓦时，最高达到0.17-0.18元/千瓦时。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我也向总书记汇报了这个问题。很高兴在会后国税总局就开始调研了解情况，安排政策落实，争取解决行业发展中的痛点。
中国能源报：在电站开发上，通威专注于“渔光一体”的电站模式，已经在光伏行业独树一帜。未来，通威是否仍会集中在“渔光互补”领域?在国家调控光伏发展规模的背景下，“渔光互补”面临哪些新问题?
刘汉元：这36年一路走来，通威一直把风险看得比机会更重。对于面临的新问题，我们已经在踩刹车，找不到中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就不要大干快上。企业经不起“急刹车”，提前就要减速。
至于未来的“渔光互补”，我认为还有广阔的改进空间。例如我们希望固定组件的柱子可以不占用水塘，而是从顶端悬架，实现和环境更好协调。同时，光伏电站不再是单纯的发电，而是和自然和谐统一、一体化开发。现在通威的泗洪基地就在实践这样的理念，清澈的湖水、湛蓝的光伏板浑然一体，是非常好的开发模式。
目前，以光伏为主的新能源板块在整个通威集团业务中的占比为30%-50%，未来可能还会增加。发挥“渔光一体”的特色优势，上面发电，下面实现设施的智能化、互联化，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在光伏发电的同时把传统农业变成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将池塘水面、池底污泥等一系列要素统一管理，做到全程可追溯。
全国的水域面积约有1.2亿亩。只要4000-5000万亩左右便可以建设15-20亿千瓦的光伏电站，这已经相当于现在全国发电的总装机水平。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未来的能源可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价格将约等于零，不用担心开发、使用成本和环保问题。这时，我们再将传统水产与能源发展结合，可以说换一个“频道”，未来就很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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