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退坡，上网电价下调，严控需补贴的光伏电站建设规模，鼓励平价光伏发电项目发展。光伏“531”新政(以下简称新政)的出台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光伏平价上网时代已被“激活”。
从2006年“拥硅为王”催生出国内第一条千吨级多晶硅生产线，到2011年“双反”倒逼下以“国五条”为标志启动国内光伏市场，两年后以无锡尚德、赛维等光伏明星企业破产出局引发产业内第一次剧震，再到2018年新政赋予光伏行业的“成人礼”。十余年间，我国光伏产业摆脱“两头在外”的束缚，以53吉瓦(截至2017年底)的装机容量、95%的技术自有化和50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链年产价值，成为领先全球的光伏发展创新制造基地。
基于能源革命，基于绿色发展，基于产业培育，对于光伏这样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新兴产业，在培育初期以国家补贴为产业“造血”无可厚非。然而被冠以“断奶”之名的新政一出，业内的“集体恐慌”持续发酵，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资本市场光伏板块集体下挫，31家A股光伏上市公司3个交易日蒸发市值654.06亿元;同时由于光伏产业发展以国家政策作为背书，新政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对行业发展稳定性的信心，部分金融机构对光伏项目融资和光伏企业贷款进行提前汇款或停止放款，融资环境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受指标严控，补贴缺口和无缓冲期的电价、补贴下调，使得部分项目面临亏损，施工企业和设备供应商濒临停产、裁员。可以预见，在短期内，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和成本优势的部分小制造企业将被加速淘汰出局。一时间，业内“断奶”后的痛哭声不绝于耳，在强烈的恐慌情绪下部分小规模光伏企业及落后产能仍被动地寄希望于残酷的行业洗牌可以晚一些到来。
的确，以新政激活的光伏平价上网时代的确比预期提前。按照国家能源发展规划路线，国内实现光伏平价上网的时间节点设定在2020年，而业内普遍乐观认为该时间可以提前至2019年。根据相关统计，在度电建设成本方面，目前国内光伏每瓦组件建设成本已从40~50元降低至4~5元，2009年光伏行业内“每瓦生产成本低于1美元”的梦想早已成为现实;在上网电价方面，光伏领跑基地项目通过竞争产生的上网电价，较当地光伏上网标杆电价每千瓦时下降0.19~0.31元，平均下降0.24元，其中最低电价为青海格尔木基地0.31元/千瓦时，已低于当地燃煤标杆电价。光伏平价上网或已具备充分理由。
或许，用“恰逢其时”描述“新政”出台的时机更为确切。从可再生能源基金收入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由于自备电厂基金欠收等历史欠账，征收率仅为75%，每年至少欠收200亿元。截至目前，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缺口总计达1200亿元，其中光伏缺口已逾400亿元。从支出的角度来看，由于之前未对自发自用的分布式发电项目做配额制限制，近两年分布式光伏发电呈现爆发式增长，仅今年1~4月新增装机近900万千瓦，同比增长约1.8倍。建设规模失控的苗头与补贴承受能力严重失衡，财政压力骤增。超期的补贴缺口，导致新建光伏电站的现金流仅为正常值的20%~45%，发电企业欠补效应倒推至产业上游，形成贯穿全产业的债务链，系统风险急剧增加。从产能的角度来看，火热的光伏发电市场催生了光伏企业扩产的冲动，光伏制造企业纷纷扩大产能，产能过剩、产品质量和电站建设质量问题层出。
假设，2018年光伏电站的规模继续高歌猛进，“普天同庆”的光伏市场必将吸引更多良莠不齐的资本进入，而当光伏平价上网时代来临，必将引发更为残酷的产业整合;补贴难以维系的同时系统风险随之增大，不利于光伏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或者说，迫使光伏产业从大到强的“成人礼”早一天比晚一天更好。
而今，新政出台对于指标严控和补贴退坡已落下实锤，我国光伏产业“烈火熬油”、追求规模扩张的时代已落幕，行业洗牌正推进着技术进步、发电成本降低和平价上网的进程;产业的优胜劣汰催促光伏行业从政策培育期走向竞争阶段的自然市场，促进行业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进一步巩固光伏产业在全球领先地位，培育更多世界级光伏制造领军企业。
从政策托底市场转向自然竞争市场，非技术成本左右进程
价格是市场竞争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电力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其在竞争阶段同样要遵循以质优价廉赢取市场份额的竞争法则。
通过十余年间自身的努力，我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硅材料到电池组件到电站建设，在不断的自我淘汰的过程中，已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一体化全产业链。政策红利推动我国光伏产业规模持续增长，产业技术创新持续升级，下游应用市场蓬勃发展。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制造规模全球第一，技术研发全球领先的国家，却存在着发电成本高于国际水平的怪相，平价上网的进程与光伏强国的地位不相匹配。
协鑫新能源总裁孙兴平曾表示，平价上网才能使光伏行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平价上网的突破不仅仅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上游制造业成本降低这两大因素，发电项目的土地、税收、融资等非光伏成本正左右我国光伏平价上网的进程。实现平价上网需要光伏行业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政策创新形成合力。
据了解，土地成本及不合理收费，已成为干扰光伏发电成本下降绕不开的因素。2015年国土资源部曾下发《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提出采取差别化用地政策支持新能源等新业态发展。光伏、风力发电等项目使用戈壁、荒漠、荒草地等未利用土地的，对不占压土地、不改变地表形态的用地部分，可按原地类认定，不改变土地用途，在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时作出标注，用地允许以租赁等方式取得，双方签订补偿协议，用地报当地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备案。
但是在项目的实际开发过程中，差别化用地政策落实程度不一，大多数地区对占用未利用地、农用地的光伏项目办理转建设用地手续，大幅提高了建设成本。以20兆瓦的光伏电站为例，工业用地出让按最低价标准约为4万元/亩，仅新增的土地成本就要超过2000万元，如果在建设用地费用高的地区成本则更高，这对中东部地区光伏发展造成很大影响。
同时，税收等不确定因素加重企业负担。根据《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人均耕地不超过1亩的，单位税额为每平方米10元~50元”，即对于耕地占用税具有5倍的调整空间。而根据《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有幅度差别定额税率：大城市1.5~30元，中等城市1.2~24元，小城市0.9~18元，县城、建制镇、工矿区0.6~12元，调整空间达到20倍。由于地区间税收执行标准不统一，相关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造成光伏发电项目难以把控投资风险。此外，相比国际上的税务投资人概念，即全社会投资免税，国内的社会税收政策对光伏等新能源的支持力度仍显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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