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光伏行业是一个年轻的行业，也是一个激烈竞争的行业，在光伏行业的几番起伏中，成功胜出者有之，淘汰破产者有之。成立于1997年的阳光电源，在20年发展历程中，见证了行业的兴衰。从逆变器起家，到如今光伏逆变器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出货量全球第一，面对光伏行业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新特点，阳光电源如何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实现海外和国内两个市场并举?怎样看待光伏平价上网?在阳光电源成立20周年之际，记者专访曹仁贤董事长。
由效率到效能转型
记者：近年来光伏行业发展迅猛，竞争也日趋激烈，转型发展成为众多光伏企业的选择。阳光电源立足行业20年，面对光伏发展新形势，在转型发展上有哪些考虑?
曹仁贤：光伏企业从早些年研发、小批量试制，到规模生产、成本降低，助推光伏发电在国家能源体系中的地位由此前的辅助能源到现在的重要能源，再到未来将成为替代化石能源的主要能源。在行业变化过程中，光伏企业也在思考如何生存，阳光电源亦是如此。我们转型创新的核心是如何贴近客户、创造价值，这事关企业长期生存的关键。
光伏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导向行业，企业在承担节能减排社会任务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自己的客户、研制新产品，面对这一双重任务，一方面降低成本，尽快实现光伏平价上网，另一方面实现专业技能价值转移，将自身价值转移到客户身上。与时俱进、变革和创新，成为光伏企业的主题。光伏行业变化快，企业创新和变革步伐更要强化，变革创新要聚焦在产品和服务以及为客户创造价值上。
阳光电源在研发以及人才投入方面也做了很多创新，核心使命是让人人消费得起清洁电力、绿色能源，长期目标是成为清洁电力转换技术的全球领跑者。
记者：那能具体介绍一下阳光电源的转型创新目标吗?
曹仁贤：具体说，清洁电力转换技术方面，从原来单一的提高转换效率向效能转变。效率是提高设备硬件能力，效能是提高设备长期服务的能力，效能是效率和可利用率的乘积。通过互联网、智能终端、智能软件等使设备长期可靠运行，以提高效能，即我们追求的不是某一天的发电效率最优，而是25年生命周期内长期稳定高效的发电。
阳光电源通过在光伏发电中嵌入储能、智慧互联技术等，平滑电力资产，提升可利用率和可靠性，从而在整体性能上获取竞争力，成为清洁技术转化的技术实力派，确保光伏电站整个生命周期内价值最大化。这是我们阳光电源今年做的转变，也取得了很大实效。
发力国内市场、探索光伏+
记者：海外市场历来是阳光电源的重要市场之一，随着光伏市场更多转向国内，阳光电源在国内和海外市场的战略布局是怎样的?
曹仁贤：海外市场主要分为高端市场和新兴市场。高端市场是长期耕耘的优质市场，如德国、日本;新兴市场，主要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主要起到补缺作用，通过多元化来化解海外市场风险。目前来看，今年海外市场增势较快，达到了预期目标。
国内市场，尽管受抢装潮影响出现不均匀增长，但国内市场是根基。一方面阳光电源在国内要稳固集中式电站的市场份额，实现从效率到效能理念转变;另一方面，在火热的分布式市场上，不随波逐流，不急于将面铺得太大。分布式市场良莠不齐，存在质量问题、安全隐患，我们更侧重推进优质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以负责任的心态做好产品可靠性和电站资产安全管理，注重分布式电站的设备质量和建设质量。
记者：鉴于土地资源有限，现在各种类型的光伏+应运而生，阳光电源在光伏+方面都有哪些探索?
曹仁贤：在一般农用地上，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做好加法是每个光伏人都要解决的问题。不少企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让光伏与农业生产结合，与养殖业结合。我们主要是在采煤塌陷区建立水上漂浮光伏电站，探索光伏+，并成立了浮体公司，在水面光伏上走在前列。
以顶层设计降低非技术成本
记者：技术进步、规模扩张，光伏成本在过去几年快速下降，目前业内更多关注光伏非技术成本，对此，您如何看?
曹仁贤：最早我提出过“非光成本”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非技术成本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某一个光伏人或企业能解决的。假设在3000亩的土地上建设100MW的光伏电站，即使光伏板免费，折合下来度电成本也要3毛钱，可见非技术成本占比之高。
非技术成本要降下来，要通过顶层设计，要充分核定化石能源的环境成本，要达成全社会共识——清洁能源带来的巨大环境效益，这是大前提。目前非技术成本构成，有电力送出、土地使用税收、电力接入点争议、施工阻扰、各种摊派以及融资成本等。
中东国家有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仅为度电0.3元人民币，主要是其融资成本非常低，有免税政策。而目前，我国对风电、太阳能的增值税是减半征收而非减免，即使是8.5%的比例也还是很高的，农作物增值税也在10%左右，还有其他看不见的成本。归根结底要在顶层设计上出台能源法，涵盖可再生能源法，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真正助力建设美丽中国、绿水青山、蓝天白云。要以顶层设计逐步降低非技术成本，让光伏真正尽快走向平价上网。
记者：针对非技术成本，9月份国家能源局出台了对各部委、相关方面的征求意见，对光伏发电项目增值税退税延期，占用耕地、城镇土地的免征条件，电网接入成本由电网企业负担以及贷款优惠政策等征求各方意见。
曹仁贤：关于这一政策的效果，个人不太看好。尽管《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就开始实施，且明文规定可再生能源拥有优先发电权，但受制于各方利益博弈，相关文件虽不少，种种原因未很好落实。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关键是要打破长期以来“垃圾能源”的成见，打破电网垄断，打破能源体制垄断。政策出台总是做加法的，但也不能寄予太大希望。
挖掘技术降本潜力
记者：距2020年实现光伏平价上网还有两年左右，除上述提到的非技术成本外，对光伏企业来说，自身的成本下降空间还有多大?
曹仁贤：光伏人要立足自身降成本。整体来看，光伏行业遵循摩尔定律，每年降幅大概在10%以上。在我国消费端能源价格长期倒挂的现实下，应该说光伏企业压力很大，从增加研发投入、加速产品替代、到源头上抓效率、压缩制造环节成本、攻关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等方面，努力提升发电效益，降低发电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电站过度设计带来不必要的成本浪费。现在的电力系统设计原则还在遵循此前火电站、水电站的设计标准，为达到99.99%的可靠性，要配备与电站容量等量的优化设备，如100MW的光伏电站，要配备100MW的交流开关、变压设备等，要确保万无一失。其结果就是为了某一天的高峰发电，而配备额外364天的最大容量，造成大量资产的闲置和浪费，推升了度电成本。比如电站的无功补偿设计，逆变器设备完全具备此项功能，如若按常规的设计规范就要重复配备，则造成大量浪费。在标准化引导、系统多目标优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推进。
所以说，成本降低，从企业自身来说，一要降低零部件成本，二要优化零部件配备，不要过度配备，阳光电源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目前正在做这样的示范，尽管面临很多阻力。随着可再生能源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用电习惯也应发生改变，在不影响人身安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给自然能源系统多一些包容和谦让，为了自然环境、子孙后代，要倡导停电1小时可以忍受，毕竟我们在回归自然用能的路上。
记者：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引入市场调节，比如对火电机组调峰予以补贴、峰谷电价差等，可以弥补短板。
曹仁贤：市场调节是最好的手段，但长期以来电力并没有回归其商品属性，在中国消费一度电不管是来自煤电、水电还是光伏、风电，价格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各种电能的实际成本和环境伤害完全不一样。尽管新电改9号文已出台两年多，但在推进过程中困难重重，寄望国家高层协调，将9号文贯彻到底，切实推动绿色发展。
由效率到效能转型
记者：近年来光伏行业发展迅猛，竞争也日趋激烈，转型发展成为众多光伏企业的选择。阳光电源立足行业20年，面对光伏发展新形势，在转型发展上有哪些考虑?
曹仁贤：光伏企业从早些年研发、小批量试制，到规模生产、成本降低，助推光伏发电在国家能源体系中的地位由此前的辅助能源到现在的重要能源，再到未来将成为替代化石能源的主要能源。在行业变化过程中，光伏企业也在思考如何生存，阳光电源亦是如此。我们转型创新的核心是如何贴近客户、创造价值，这事关企业长期生存的关键。
光伏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导向行业，企业在承担节能减排社会任务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自己的客户、研制新产品，面对这一双重任务，一方面降低成本，尽快实现光伏平价上网，另一方面实现专业技能价值转移，将自身价值转移到客户身上。与时俱进、变革和创新，成为光伏企业的主题。光伏行业变化快，企业创新和变革步伐更要强化，变革创新要聚焦在产品和服务以及为客户创造价值上。
阳光电源在研发以及人才投入方面也做了很多创新，核心使命是让人人消费得起清洁电力、绿色能源，长期目标是成为清洁电力转换技术的全球领跑者。
记者：那能具体介绍一下阳光电源的转型创新目标吗?
曹仁贤：具体说，清洁电力转换技术方面，从原来单一的提高转换效率向效能转变。效率是提高设备硬件能力，效能是提高设备长期服务的能力，效能是效率和可利用率的乘积。通过互联网、智能终端、智能软件等使设备长期可靠运行，以提高效能，即我们追求的不是某一天的发电效率最优，而是25年生命周期内长期稳定高效的发电。
阳光电源通过在光伏发电中嵌入储能、智慧互联技术等，平滑电力资产，提升可利用率和可靠性，从而在整体性能上获取竞争力，成为清洁技术转化的技术实力派，确保光伏电站整个生命周期内价值最大化。这是我们阳光电源今年做的转变，也取得了很大实效。
发力国内市场、探索光伏+
记者：海外市场历来是阳光电源的重要市场之一，随着光伏市场更多转向国内，阳光电源在国内和海外市场的战略布局是怎样的?
曹仁贤：海外市场主要分为高端市场和新兴市场。高端市场是长期耕耘的优质市场，如德国、日本;新兴市场，主要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主要起到补缺作用，通过多元化来化解海外市场风险。目前来看，今年海外市场增势较快，达到了预期目标。
国内市场，尽管受抢装潮影响出现不均匀增长，但国内市场是根基。一方面阳光电源在国内要稳固集中式电站的市场份额，实现从效率到效能理念转变;另一方面，在火热的分布式市场上，不随波逐流，不急于将面铺得太大。分布式市场良莠不齐，存在质量问题、安全隐患，我们更侧重推进优质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以负责任的心态做好产品可靠性和电站资产安全管理，注重分布式电站的设备质量和建设质量。
记者：鉴于土地资源有限，现在各种类型的光伏+应运而生，阳光电源在光伏+方面都有哪些探索?
曹仁贤：在一般农用地上，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做好加法是每个光伏人都要解决的问题。不少企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让光伏与农业生产结合，与养殖业结合。我们主要是在采煤塌陷区建立水上漂浮光伏电站，探索光伏+，并成立了浮体公司，在水面光伏上走在前列。
以顶层设计降低非技术成本
记者：技术进步、规模扩张，光伏成本在过去几年快速下降，目前业内更多关注光伏非技术成本，对此，您如何看?
曹仁贤：最早我提出过“非光成本”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非技术成本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某一个光伏人或企业能解决的。假设在3000亩的土地上建设100MW的光伏电站，即使光伏板免费，折合下来度电成本也要3毛钱，可见非技术成本占比之高。
非技术成本要降下来，要通过顶层设计，要充分核定化石能源的环境成本，要达成全社会共识——清洁能源带来的巨大环境效益，这是大前提。目前非技术成本构成，有电力送出、土地使用税收、电力接入点争议、施工阻扰、各种摊派以及融资成本等。
中东国家有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仅为度电0.3元人民币，主要是其融资成本非常低，有免税政策。而目前，我国对风电、太阳能的增值税是减半征收而非减免，即使是8.5%的比例也还是很高的，农作物增值税也在10%左右，还有其他看不见的成本。归根结底要在顶层设计上出台能源法，涵盖可再生能源法，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真正助力建设美丽中国、绿水青山、蓝天白云。要以顶层设计逐步降低非技术成本，让光伏真正尽快走向平价上网。
记者：针对非技术成本，9月份国家能源局出台了对各部委、相关方面的征求意见，对光伏发电项目增值税退税延期，占用耕地、城镇土地的免征条件，电网接入成本由电网企业负担以及贷款优惠政策等征求各方意见。
曹仁贤：关于这一政策的效果，个人不太看好。尽管《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就开始实施，且明文规定可再生能源拥有优先发电权，但受制于各方利益博弈，相关文件虽不少，种种原因未很好落实。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关键是要打破长期以来“垃圾能源”的成见，打破电网垄断，打破能源体制垄断。政策出台总是做加法的，但也不能寄予太大希望。
挖掘技术降本潜力
记者：距2020年实现光伏平价上网还有两年左右，除上述提到的非技术成本外，对光伏企业来说，自身的成本下降空间还有多大?
曹仁贤：光伏人要立足自身降成本。整体来看，光伏行业遵循摩尔定律，每年降幅大概在10%以上。在我国消费端能源价格长期倒挂的现实下，应该说光伏企业压力很大，从增加研发投入、加速产品替代、到源头上抓效率、压缩制造环节成本、攻关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等方面，努力提升发电效益，降低发电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电站过度设计带来不必要的成本浪费。现在的电力系统设计原则还在遵循此前火电站、水电站的设计标准，为达到99.99%的可靠性，要配备与电站容量等量的优化设备，如100MW的光伏电站，要配备100MW的交流开关、变压设备等，要确保万无一失。其结果就是为了某一天的高峰发电，而配备额外364天的最大容量，造成大量资产的闲置和浪费，推升了度电成本。比如电站的无功补偿设计，逆变器设备完全具备此项功能，如若按常规的设计规范就要重复配备，则造成大量浪费。在标准化引导、系统多目标优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推进。
所以说，成本降低，从企业自身来说，一要降低零部件成本，二要优化零部件配备，不要过度配备，阳光电源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目前正在做这样的示范，尽管面临很多阻力。随着可再生能源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用电习惯也应发生改变，在不影响人身安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给自然能源系统多一些包容和谦让，为了自然环境、子孙后代，要倡导停电1小时可以忍受，毕竟我们在回归自然用能的路上。
记者：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引入市场调节，比如对火电机组调峰予以补贴、峰谷电价差等，可以弥补短板。
曹仁贤：市场调节是最好的手段，但长期以来电力并没有回归其商品属性，在中国消费一度电不管是来自煤电、水电还是光伏、风电，价格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各种电能的实际成本和环境伤害完全不一样。尽管新电改9号文已出台两年多，但在推进过程中困难重重，寄望国家高层协调，将9号文贯彻到底，切实推动绿色发展。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711/22/12827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