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国“可再生能源”正面临来自传统能源行业的强大抵制，中国的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竞争机制。
奥巴马时期推出的清洁能源政策旨在未来15年内减少近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其激进的做法引起了部分州的不满，尤其是传统能源经营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奥巴马在能源政策制定上有越权的嫌疑。经过上世纪90年代初的电力改革后，美国将传统上由国家监管的发电、输配电等公用事业公司拆分为供电商、输电商及售电商等相对独立的企业，政府职能也从统一监管转变为分别监管。各州在能源政策上差异化较大，管制与非管制的双轨道并行，政府很难做到强制统一。
中国传统能源的所有权属性与美国的不同，多数属于国有或国有控股，行政法令和市场竞争规律共同作用管理。中国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刚起步，譬如电力改革也尚未形成市场化竞争机制。
特朗普取消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或是出于无奈
因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美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步伐严重受制于传统能源。此外，美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上后劲乏力，政府不愿过多的承担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负担。如果特朗普继续延续奥巴马时期的能源政策，美国政府就需要承担更多的财政补贴负担。为激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美国曾以补贴、贷款优惠、退款及税收抵免等金融政策予以激励。2015年7月，美国曾在部分州实行了强制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并在市场中给予了可再生能源诸多方便，这令传统能源的发展受到压制。因此，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繁荣与政府的财政支持密不可分，实际上增加了政府开支。
中国是否因此获得更多国际战略空间?
特朗普撤销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是否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际主导权?中国是否会因此赢得更多国际战略空间?这一问题仍需理性观察分析。
首先，特朗普撤销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有其内在必然性。
根据今年1月美国能源部公布的官方数据，煤矿开采等传统能源行业为美国创造了不超过7.5万个就业岗位，而可再生能源行业(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燃料)目前在美国雇用的人数已达到65万，是前者的8倍。这一看似有力的数据，实则忽略了传统能源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美国传统能源的自动化程度较高，在一定的考核条件下，其就业带动作用强于可再生能源。此外，传统能源的发展经过数百年演变，已然成为一种经济生态。尽管这一生态面临逐渐恶化的风险，但依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对人类最为有效、存在即合理的能源利用模式。即使可再生能源在短暂的时期获得迅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能源体系比重失衡。传统能源基于其强大的生存需要，要求调整失衡能源结构的呼声在所难免。
其次，特朗普撤销奥巴马时期能源政策令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特朗普撤销奥巴马时期的能源政策，中国或将因此在国际可再生能源市场上获得更多战略空间。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会，以更自信的方式，参与到能源的全球化竞争及输出当中。但中国也可能因此面临美国抵制可再生能源进口的风险挑战。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与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明显不同：特朗普着眼于解决美国能源发展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以更保守更稳妥的方式发展各类能源。与奥马巴政府时期积极主动的能源贸易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或将构筑更加保守的、升级版的能源贸易壁垒，对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对外输出带来风险和挑战。
综合来看，美国能源政策变化对中国的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启示：打造合理的能源供给生态体系势在必行。例如，中国的电力改革意在打造市场化竞争机制，但不彻底的市场化竞争又有可能引发新旧能源势力的对抗，也可能加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就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及扶持政策而言，政府应当是扶上马，走一程，送一程。若想令可再生能源获得长足发展，政府不但要勇于“撒手”，还需拿出智慧平衡新旧能源利益集团间的利害关系，令其厘清各自应承担的能源供给任务。
FR：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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