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型光伏加工企业主要起步于2004年，形成于2007年。2011年8月1日，开始了从光伏产品生产商向光伏电站建设商、从实业思维向金融思维的第一次转型。2016年“630”之后，开始了从发电商向发电服务商、从生产思维向服务思维的第二次转型。同为世界级企业，差异化竞争成为他们能够同时生存下去的前提。
中国光伏加工企业过去的发展是同质化的，始终是在产业链内部的长长和长大，企业规模巨大但并不强大。因为商业模式单一，资金推动为主、技术引导为辅。具体表现是：2011年以前是资金推动的高端加工设备规模比拼，2012年以后是资金推动的光伏电站建设规模比拼。
“630”开始让这一现象难以为继。因为从那时起，持续12年高速增长的全球光伏终端需求市场，在光伏发电大规模平价上网时代到来之前，将开始一个低速增长时期。资金推动型产业，难免是需求市场好时拼规模，不好时拼价格，此时，除了“价格战”还有别的选择吗?
对于当前的中国大型光伏加工企业，原有的商业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一定是业内共识。但是新的、各自独有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却是业内老板们共同的困惑。
2016年7月10日，老红与联合光伏李原微信聊天，因为李原的一句“我现在不去掺乎太阳能制造业的事儿，只想从跨界的角度打开新能源市场”，让老红坚定了对“630后”光伏企业发展之路的思考：“在光伏终端市场，小企业通过深耕形成独特商业模式，大企业必须是跨界。”我们同时选用了“跨界”一词。
在同一个资金供给环境良好的资金推动型市场，企业间的竞争难免表现为价格竞争，2016年光伏发电“领跑者”示范项目的价格战就是典型的代表。如何避免大批世界级光伏加工企业在同一个市场中进行“多败俱伤”的价格战?只有开拓不同的光伏应用市场，求得生存和发展。比如光伏与农业的结合，比如光伏与交通的结合，这就是“跨界”。
“630”开始的光伏产业低速增长期，迫使资金推动型为主、商业模式单一的中国大型光伏加工企业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仍旧是在产业链内部，通过境内外的投资并购，成为具有垄断地位的超大型光伏产品加工企业;一个是通过与产业链外部的战略结合，“跨界”成为大型光伏发电服务商。
“跨界”的思考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在指导方针和重点任务中，无不强调“大力推动光伏发电多元化应用”。
现在回忆起来，和李原的对话，代表着那一时期光伏人的纠结和光伏人的思考，老红“光伏企业商业模式探讨系列”就是开始于那时。有意思的是，我们两人不仅思考不约而同，不少用词也不约而同，除了“跨界”一词，李源还说：“光伏只是一个载体，需要和所有生活结合，这样才会扩大影响力和应用。”而老红后来在描述“光伏发电服务商”的内涵时，均是采用“以光伏发电为载体提供延展服务”的说法。
光伏产业的发展，不会因为我们两人的对话而改变，但是光伏产业的现实发展，却在不断证明着我们两人的对话。在一些人的眼中，那些世界级的中国光伏加工企业还是加工企业，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那些世界级的中国光伏加工企业已经不是或正在不是原来的加工企业：协鑫正在打造未来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通威正在用“渔光一体化”实现“双主业”的发展战略、擅长技术的阳光电源好像在探讨储能的市场机会、擅长创新的汉能在努力走出一条移动能源之路……
参考资料：
《结合电力体制改革形势创新光伏发电定价和补贴机制》
红炜
2017年1月6日
FR：老红看光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