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各试点的交易对象主要为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配额是指政策制定者初始分配给企业的的减排量(如上海的SHEA，北京的BEA)，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是指通过实施项目削减温室气体而获得的减排凭证。各试点的配额交易中，深圳和北京均为一种产品，上海则分为2013配额，2014配额，2015配额三种产品。
相较于是否要加入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问题，如何挣钱才是最重要的，对于CCER的供应量来说，CDM项目的存量会有一部分转到国内CCER市场里，另外有新的CCER项目开发，因此供应量不会太小。而需求一方面是现在各碳交易试点允许的抵消比例、另一方面是国家层面审批的松紧程度，还有一部分则是终端用户的采购意愿。
可能有人疑惑，光伏发电又不排放二氧化碳，光伏电站怎么能卖碳呢?我国碳配额制度下，企业实际排放量超出分配总量时，超出部分需购买;实际排放量少于分配总量时，结余部分可出售。碳配额属强制减排，而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可作为其抵消机制。
据了解，可再生能源发电、植树造林、农业、建筑、交通运输等多个专业领域，都可以开发CCER项目。不同领域的不同项目，对应有不同的方法学。
“方法学，是指用于确定项目基准线、论证额外性、计算减排量、制定监测计划等的方法指南。”参加论坛的北京永日景兰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乐昶告诉记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公布了181个备案的CCER方法学。
按照对应的方法学，一座光伏电站的发电量可以折算成自愿减排量。业主如果想把它开发成CCER项目，那么需要走完项目文件设计、审定、备案、实施与监测、减排量核查与核证、减排量签发6个流程。随后，该项目便可赴碳市场参与交易，由碳配额不够用的单位购买。
据吴乐昶介绍，按照目前CCER的市场价格，每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年均收益约为2万元左右。
2014年9月出台的《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落实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提出要鼓励光伏项目参与碳交易。“企业通过卖碳获取额外收入，可以降低项目开发成本。收益率虽提升有限，仍将会对光伏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吴乐昶表示。
中国市场兴起
光伏电站参与碳交易，于己、于人、于环境都是一件好事，但由于知道CCER的人不多，且欧洲碳市场低迷带来消极影响，国内的光伏CCER项目可说是稀少。
据了解，光伏项目占比相当少，其他项目大部分都是风电、水电。对比之下，光伏明显落于人后。
“有些企业担心，国内碳交易可能会重现欧洲的情况。”吴乐昶告诉记者，“但我认为，几率不大。我个人对国内碳市场持一种适当乐观或谨慎乐观的态度。”据了解，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引入了清洁发展机制(即CDM，类似CCER)。从2005年开始，国内很多可再生能源企业都尝到了CDM的甜头。“一家央企靠开发风电CDM项目，获得了2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收益。”吴乐昶说。
不过，“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不可能天天都有。2008年以后，欧洲碳市场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碳价已从20欧元跌到了不到1欧元。欧盟还宣布，2012年12月31日以后在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所产生的碳减排指标，他们不再购买。
“国内的碳价，应该不会像欧洲那样，冲高后迅速暴跌，因为欧洲的局面与中国完全不同。”吴乐昶判断。
原因之一，是中欧大环境不同。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碳排放量已经过了峰值。中国近两年经济增速虽也放缓，但仍能达到7%左右，远远高于欧洲。
根据去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的碳排放量在2030年左右才会达到峰值。“这就意味着，国内碳市场至少还有15年以上的发展良机。”吴乐昶称。
原因之二，是中欧体制有别。“欧盟要改变碳市场低迷现状推行救市计划，就必须经过欧盟议会批准。但欧盟议会有不少代表工业界利益的议员，他们肯定会阻挠救市计划。救市计划就算能通过，力度也不会大。”吴乐昶表示，“中国却不一样，政府具有非常强大的调控能力，只要政府想促进碳市场发展，就一定会有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