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的衰退，作为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力之一的政府产业政策日渐式微。一是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从需求等方面抑制了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二是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产业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体制基础已经空前弱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保护和扶植有关的产业，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竞争成了时代主旋律；三是产业政策自身的若干特点，如操作的繁琐性和效率低下也使得它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指出，政府到底选择哪一个产业去支持，以及筛选的标准到底如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依据不同指标设计的产业支持措施，效果模糊不说，搞不好还会南辕北辙。假如使用高附加值的指标来设定政府是否支持，并不一定会增加该行业的产出与工作机会，因为市场已经释放了足够多的信号，自己会将资金与高技术人员导向这些产业。
倘若依据未来竞争力或者增长潜力作为筛选指标，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就选错了产业，支持了表面上潜力巨大但实际上贡献很小的伪“朝阳”产业。最糟糕的一种情形是根据国外竞争对手的情况选择某个行业进行补贴，这样容易导致该产业的产能不断增加，出现盲目扩张的局面，最终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光伏、多晶硅等产业发展也验证了上述判断。
就具体逻辑来看，论辩双方都存在极端之处。张维迎在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应用于产业政策的解释中存在几点误读：其一，奥派中强调的企业家才能并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企业家，而是一种“能够捕捉市场机会、具有高度机会警觉性”的个人特质，因此每个人都可能是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才能；其二，诚然，我们可以将市场理解为一个知识流动和信息交互的动态变迁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运行规律和利润机会是不可测的。市场中大量的商业机会并不需要特殊的“企业家才能”去发现，例如街边开个餐馆和咖啡厅、天桥上倒卖些小商品等。事实上，真正阻挡大多数人成为“企业家”的，更多是资本壁垒、技术壁垒和政策壁垒；其三，张维迎推崇信誉机制。认为企业、个人能从维护自身信誉出发有效遵守市场秩序，但事实上，为了短期利益，不仅政府，企业和个人也会做出短期行为。
林毅夫主张“提升产业政策有效性”，提出：只有扶持那些符合一国要素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发展才是最具效率的。不可否认，从要素资源禀赋、到产业定位、再到产业政策，具有理论推演的内在一致性。但其缺陷也在于此：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并非是决定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唯一解释变量，而是一个充分非必要条件。例如，中国的大飞机产业不具有要素资源禀赋基础，但通过产业政策扶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而且事实也证明这样的产业政策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做学术研究，一要有问题意识，二要有批判精神。也基于此，张林之争的意义不仅在于谁是谁非，而在于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和观点辨析，促使社会各界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总体来看，此次论辩两位经济学人在阐述理论范式中都作出了积极的学术贡献，这场争论也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应和实践意义。
这场争论聚焦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矛盾和困惑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而去产能的严峻性、复杂性与新动力、新业态的艰难成长并存，促使人们对现行的产业政策进行反思。
1、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以产业政策为基础的经济赶超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为尽快摆脱落后的经济状况，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赶超模式，在产业政策上主要采取“选择主导产业，催生冠军企业”的不平衡发展模式，运用行政手段配置要素资源，向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倾斜，以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如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钢为纲”算起，我国产业政策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随着1980年代末国家计委成立产业政策司以及第一个正式产业政策《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出台，我国进入产业政策密集制定期。21世纪以来，产业政策更加系统全面和细化。尤其是2008年底到2009年底陆续制定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流等十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并出台一大批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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