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的争论聚焦不准，没有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没有精准总结中国经济的成长经验，也没有充分考虑双方十几年前争论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最新进展。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并不在于实施了成功的产业政策，而是政府协助企业开疆拓土，帮助企业培育、做大了市场。但是，这个“中国经济系统”的运行如今遇到了困难，必须完成从1.0向2.0版本的升级。这一过程中，政企关系和政府监管能力的升级，至为关键又至为艰难。如果能建立一套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建立“亲”、“清”的政企关系；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监管团队，进行精准调控、精确监管，将有助于这一系统从“低能运行状态”顺利升级，带动“中国方案”成为全球标杆。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再次爆发一场争论，让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个沉寂多年的重大问题又浮出水面。双方各执一词，观点完全对立。两位老师都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但是坦率地讲，在这场争论中，二人的观点可以说是聚焦不准，没有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没有精准总结中国经济的成长经验，也没有充分考虑双方上次十几年前争论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最新进展。
中国经济过去的快速成长，并不在于实施了重大产业政策。事实上，从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光伏、VCR等领域来看，这些产业政策都可以说是不成功的。今天的海尔、格力都不是当年政府一开始就扶持的对象，深圳的华为也是如此。今天取得成功的众多成长性企业，无论华为还是海尔，往往是在崭露头角之后才受到政府的关注，并在成长的中后期才获得当地政府的重点扶持。因此，中国经济成长的经验，不能归结为产业政策的实施，而应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寻找解释。
过去，我们对斯密的著作有不少片面的误读，认为他单纯鼓励自由化，其实，他在《国富论》第四和第五篇里大量谈到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市场经济发展，包括女皇为什么要管法庭、女皇为什么要控制美国殖民地外贸、女皇为什么规定美国外贸用的商船必须购自英国而非法国等等。中国经济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也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长的基本经验，也可以称为“中国经济系统”1.0版本的经验，是政府协助企业开疆拓土，帮助企业培育、做大了市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以来最根本的特征。
但是，当前这个经济系统的运行今天碰到了困难，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不可否认，导致经济下滑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产能过剩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等等，但“中国经济系统”正处在转型升级期是更重要的原因。如同电脑操作系统需要不断更新，1.0版的“中国经济系统”如今也处于更新的“低能运行状态”。笔者认为，要想走出经济困境，必须完成“中国经济系统”从1.0版本向2.0版本的顺利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至为关键，即政企关系的顺利升级，政府监管质量和水平的顺利升级。
政企关系要顺利升级
在“中国经济系统”1.0版本里，政企密切合作，政府帮助企业开疆拓土，比如招商引资、提供工业园区、帮助企业招工、防止劳工闹事等。然而，旧版本的政企关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腐败问题，需要及时升级更新。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政企关系，即领导干部对企业家既要“亲切”又要“清廉”。
政企关系的改变并非易事，在当前反腐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工作起来瞻前顾后，经济增速因此受影响。所以，推进“中国经济系统”升级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探寻构建“亲”、“清”的新型政企关系之道。
如何建立“亲”、“清”政商关系？目前谈的比较多的是政治信仰和理想。不可否认，这是基础性工作，即便在西方国家，政治理念也是政府决策者时时要谈的。比如最近，美国印第安纳州政绩不错的前州长写了一本书，叫《挽救共和国》，在美国相当畅销。我在机场上买了一本，却读不下去：书里大谈美国共和政体的政治理念，太说教了。
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显然需要制度保障。本质上讲，必须建立起一套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同时需要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过去是靠跨地区GDP增速竞赛，即，谁主政的地方GDP增速高，谁提拔的可能性就高。现在看，这套机制太单一、太单薄。太单一是因为GDP增速竞争导致地方官员过分关注短期GDP增速，不顾长期后果，从而导致地方负债过重等后遗症。太单薄，是因为提拔的机会太少，越往上越难，因此，往往会有官员不惜拿政治前途冒险去受贿，追求短期个人经济利益。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大幅提升官员的业绩工资，对每一类岗位提出综合业绩指标，定期考核。更重要的是，各级官员执掌经济、社会重要决策，必须要有高度的职业荣誉感，因此，他们的平均工资待遇不应该低于同样工作资历的民营经济部门的经理人。根据新加坡等国成功的经验，这样一支队伍是有相当的自觉去抵制来自市场经济的腐败压力的。
仅有激励是不够的，监督也极其重要。纪委、审计的监督应该是制度化、长期化的。如果是疾风暴雨式，被监督者的理性反应一定是躲到屋檐下，什么也不干，暂时躲躲风头。风头一过，一切照旧。因此，更加合理的办法是建立长效机制。特别重要的是，由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是制度的不断变迁，许多今天看来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几年前处于模糊区间。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去追究以往的行为，必然会加强上述屋檐下躲雨的行为，直接引发全面的官员不作为，从而导致经济系统在升级过程处于半死机的状态。
政府监管质量和水平亟需升级
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今日的中国经济已经不是昔日萝卜白菜式的简单市场经济。相反，当前的市场经济形态极其复杂，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就能让市场自发地健康成长，而必须对市场进行合理的监管。比如网购平台采用竞价排名的方式，给了假货可乘之机，综合排名高的商品并不都是正品；再比如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不但不能及时给用户提供最有效的信息，甚至可能有误导，酿成“魏则西事件”之类的悲剧；医药监管也不能听信企业的一面之词，临床试验信息的造假也不是没有先例。这给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如果面对愈加复杂的市场环境，政府的监管能力没有及时升级提高，就会出现问题。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猫的能力不如耗子”，政府监管能力赶不上金融市场的创新。因此，2.0版的“中国经济系统”要汲取前车之鉴，及时升级政府精准调控、精确监管的能力，其中关键在于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有事业心的市场监管团队，给予这些市场监管人员与市场完全接轨的工资水平，并提升其社会地位，激励其实现对市场的精确精准监管。
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要想完成“中国经济系统”从1.0版本向2.0版本的升级，就要围绕如何建立“亲”“清”的政企关系、如何实现精准调控精确监管下功夫。如果能找到这两个关系中国经济升级的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实现经济持续发展，那么，中国经济体制将会“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广泛认可和接纳的“中国方案”。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再次爆发一场争论，让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个沉寂多年的重大问题又浮出水面。双方各执一词，观点完全对立。两位老师都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但是坦率地讲，在这场争论中，二人的观点可以说是聚焦不准，没有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没有精准总结中国经济的成长经验，也没有充分考虑双方上次十几年前争论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最新进展。
中国经济过去的快速成长，并不在于实施了重大产业政策。事实上，从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光伏、VCR等领域来看，这些产业政策都可以说是不成功的。今天的海尔、格力都不是当年政府一开始就扶持的对象，深圳的华为也是如此。今天取得成功的众多成长性企业，无论华为还是海尔，往往是在崭露头角之后才受到政府的关注，并在成长的中后期才获得当地政府的重点扶持。因此，中国经济成长的经验，不能归结为产业政策的实施，而应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寻找解释。
过去，我们对斯密的著作有不少片面的误读，认为他单纯鼓励自由化，其实，他在《国富论》第四和第五篇里大量谈到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市场经济发展，包括女皇为什么要管法庭、女皇为什么要控制美国殖民地外贸、女皇为什么规定美国外贸用的商船必须购自英国而非法国等等。中国经济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也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长的基本经验，也可以称为“中国经济系统”1.0版本的经验，是政府协助企业开疆拓土，帮助企业培育、做大了市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以来最根本的特征。
但是，当前这个经济系统的运行今天碰到了困难，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不可否认，导致经济下滑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产能过剩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等等，但“中国经济系统”正处在转型升级期是更重要的原因。如同电脑操作系统需要不断更新，1.0版的“中国经济系统”如今也处于更新的“低能运行状态”。笔者认为，要想走出经济困境，必须完成“中国经济系统”从1.0版本向2.0版本的顺利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至为关键，即政企关系的顺利升级，政府监管质量和水平的顺利升级。
政企关系要顺利升级
在“中国经济系统”1.0版本里，政企密切合作，政府帮助企业开疆拓土，比如招商引资、提供工业园区、帮助企业招工、防止劳工闹事等。然而，旧版本的政企关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腐败问题，需要及时升级更新。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政企关系，即领导干部对企业家既要“亲切”又要“清廉”。
政企关系的改变并非易事，在当前反腐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工作起来瞻前顾后，经济增速因此受影响。所以，推进“中国经济系统”升级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探寻构建“亲”、“清”的新型政企关系之道。
如何建立“亲”、“清”政商关系？目前谈的比较多的是政治信仰和理想。不可否认，这是基础性工作，即便在西方国家，政治理念也是政府决策者时时要谈的。比如最近，美国印第安纳州政绩不错的前州长写了一本书，叫《挽救共和国》，在美国相当畅销。我在机场上买了一本，却读不下去：书里大谈美国共和政体的政治理念，太说教了。
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显然需要制度保障。本质上讲，必须建立起一套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同时需要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过去是靠跨地区GDP增速竞赛，即，谁主政的地方GDP增速高，谁提拔的可能性就高。现在看，这套机制太单一、太单薄。太单一是因为GDP增速竞争导致地方官员过分关注短期GDP增速，不顾长期后果，从而导致地方负债过重等后遗症。太单薄，是因为提拔的机会太少，越往上越难，因此，往往会有官员不惜拿政治前途冒险去受贿，追求短期个人经济利益。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大幅提升官员的业绩工资，对每一类岗位提出综合业绩指标，定期考核。更重要的是，各级官员执掌经济、社会重要决策，必须要有高度的职业荣誉感，因此，他们的平均工资待遇不应该低于同样工作资历的民营经济部门的经理人。根据新加坡等国成功的经验，这样一支队伍是有相当的自觉去抵制来自市场经济的腐败压力的。
仅有激励是不够的，监督也极其重要。纪委、审计的监督应该是制度化、长期化的。如果是疾风暴雨式，被监督者的理性反应一定是躲到屋檐下，什么也不干，暂时躲躲风头。风头一过，一切照旧。因此，更加合理的办法是建立长效机制。特别重要的是，由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是制度的不断变迁，许多今天看来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几年前处于模糊区间。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去追究以往的行为，必然会加强上述屋檐下躲雨的行为，直接引发全面的官员不作为，从而导致经济系统在升级过程处于半死机的状态。
政府监管质量和水平亟需升级
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今日的中国经济已经不是昔日萝卜白菜式的简单市场经济。相反，当前的市场经济形态极其复杂，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就能让市场自发地健康成长，而必须对市场进行合理的监管。比如网购平台采用竞价排名的方式，给了假货可乘之机，综合排名高的商品并不都是正品；再比如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不但不能及时给用户提供最有效的信息，甚至可能有误导，酿成“魏则西事件”之类的悲剧；医药监管也不能听信企业的一面之词，临床试验信息的造假也不是没有先例。这给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如果面对愈加复杂的市场环境，政府的监管能力没有及时升级提高，就会出现问题。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猫的能力不如耗子”，政府监管能力赶不上金融市场的创新。因此，2.0版的“中国经济系统”要汲取前车之鉴，及时升级政府精准调控、精确监管的能力，其中关键在于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有事业心的市场监管团队，给予这些市场监管人员与市场完全接轨的工资水平，并提升其社会地位，激励其实现对市场的精确精准监管。
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要想完成“中国经济系统”从1.0版本向2.0版本的升级，就要围绕如何建立“亲”“清”的政企关系、如何实现精准调控精确监管下功夫。如果能找到这两个关系中国经济升级的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实现经济持续发展，那么，中国经济体制将会“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广泛认可和接纳的“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