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进程中，我国对此至关重要。能源转型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至少需从三方面同步推动：一是调整能源结构；二是变革承载系统；三是完善体制机制。
“十三五”是我国能源转型关键期，这一判断得到业界普遍认同。
身处资源限制、环境约束、温室气体减排等多重压力之下，能源转型势在必行。我国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去年全国能源消费43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比重虽有所降，但仍高达64%，为全球第一大煤炭消费国。同时，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去年生产原煤37.5亿吨，占全球煤炭生产总量的47%。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天然形成资源限制，而其使用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则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我国高度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显著有别于全球能源结构。英国BP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能源消费量131.47亿吨油当量，石油、天然气、煤炭消费量分别为43.31亿吨、31.35亿吨、38.40亿吨油当量，占比分别为32.94%、23.85%、29.21%。发达国家经过两次能源转型后，已进入以油气消费为主的阶段。
当前，全球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进程中，我国对此至关重要，被认为将决定其整体进程。向来好事多磨，我们能否当此大任，或许受到太多的条件限制，见仁见智之处众。但在谋划能源发展“十三五”之时，有必要登高望远，统筹考虑能源转型大题。
与前两次能源转型相比，本次能源转型不可同日而语。首先，能源消费总量已今非昔比。大船掉头难，寻找替代能源的难度可想而知。其次，新的替代能源密度变化。此前从低密度能源转向高密度能源，本次则主要向低密度能源转变，且稳定性不如从前。第三，政府介入程度有天壤之别。前两次转型主要由市场推动，新的能源往往更便宜，本次替代能源则昂贵得多，不可能依托市场力量完成。
必须承认，本次能源转型之道，很大程序取决于政府推动。在更加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突出强调政府的作用似有不合时宜之嫌，但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当前能源转型较为成功的德国、美国，都离不开政府推动。
能源转型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前两次转型也经历了漫长阶段。以系统思维分析，我国能源转型至少需要同步考虑以下三方面内容：
其一，调整能源结构。其重要性无需赘言，“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然而，在能源总量预测、具体能源种类取舍上，各方认识差异明显。能源总量控制已深入人心，并制定了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的目标。但事实上，业界对能源总量的预测并不一致。对于2020年，有人提出50亿吨目标，有人则认为在45亿吨至47亿吨之间；2030年，有人认为达到58亿吨标准煤，也有人表示不会超过46亿吨标准煤。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能源问题预测难度可能更大。能源种类取舍之争更为热闹、复杂。控煤、减煤的声音较为统一，但发展何种能源声音杂乱。比如天然气、核电，有人寄以接续能源的厚望，认为当大力发展；有人则判定其为过渡能源，不宜发展过多。即使如风电、光伏等被视为能源转型支柱的能源品种，也存在不同声音。
其二，变革承载系统。能源转型不仅仅是能源产业结构的转型，承载系统的变革同样重要。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发电规模快速扩张，弃风、弃光问题也随之加剧。今年上半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774万千瓦，到6月底累计并网容量达到1.37亿千瓦；风电弃风电量32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48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21%，同比上升6个百分点。实质上，这就是承载系统不匹配的问题。新能源的间歇性、随机性、波动性特征，使得目前的电力系统难以承载，因为当前的系统主要是为传统的火电、水电所设计。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电为中心的特征将更加明显，电力系统的承载能力面临极大考验。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是值得期待的解决方案，同时分布式能源也不应完全被冷落。
其三，完善体制机制。能源体制改革被提至空前的高度，但进展并不理想，且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往往容易被忽视。因电改9号文而令人激动一时的电力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推进困难，油气管网独立改革也面临强大阻力。简政放权的深入推行令人惊喜，但能源管理职能的交叉、部门之间相互掣肘，必须有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美国经济学家龙多·卡梅伦指出，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是整个经济发生变化的最强大动力来源。显然，当前我国能源体制机制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能源转型已上路，但依然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有待“十三五”扶上马再送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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