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节约能源、改善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措施和关键着力点，将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高碳发展方式向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低碳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能源革命”战略提出两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环境生态学家侯立安，请他就这一概念展开论述，并为我国的环境治理问诊把脉。
环境质量改善取得积极进展
记者：近几年来，在环境治理上，我国的体制、政策、产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最为显著的有哪些变化？
侯立安：“十二五”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环境治理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方面，环保认识不断深化。从过去“盼温饱”、“求生存”向“盼环保”、“求生态”转变，将“生态美”与“百姓富”有机结合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另一方面，环境质量改善取得积极进展。我国是第一个提出治理PM2.5的发展中国家，成效显著。2015年，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4.1%，源解析工作获得重大进展。2001~2015年，我国主要江河总体水质明显好转，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上升34.1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下降21.6个百分点。
另外，治污战略进程加速推进，力度前所未有。法规制度日益完善，为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新《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气十条”)《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陆续发布实施，多方位遏制污染，大力推进治污进程。
大气、水、土壤污染具有相关性
记者：大气、水、土壤治理组成了我国环境治理的三大维度。您认为，当前哪些领域的治理是最为迫切的？
侯立安：大气、水、土壤的治理都很重要，因为大气、水、土壤的污染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在水循环过程中，降水会溶解(吸附)空气中的污染物，从而将空气中的污染物带入水体和土壤，造成水和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物能够通过淋溶和挥发分别进入地下水和空气，导致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已经成为浅层地下水污染的重要来源。水体污染物能够通过挥发和吸附分别进入空气和土壤，引发大气和土壤污染。
这三种污染都会影响人体健康，但影响程度和身体感觉各不相同。其中，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的治理工作更为迫切。
近年来，我国多次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事件，引起了人们对空气污染的高度关注。雾霾影响能见度和交通安全，同时能影响人的心理、危害人体健康。每当城市出现雾霾天气时，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热议不断，当地政府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
因此，全国各地都很重视对雾霾的治理，很多城市都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控措施，也对PM2.5的源解析做了大量工作，以期找出重点污染源，从而制定针对性的防控对策。
但目前，对室内空气污染防控的力度还不够大。由于人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室内，室外污染的空气也主要是通过室内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室内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更为显著，因此，要更加重视室内空气污染的防控。
此外，水体污染直接威胁我国的饮用水安全。一方面，我国的水污染形势较为严峻，污染自东向西转移，单一污染向复合污染转变。其中，地表水污染最为突出，也最受关注。《2014年水资源公报》显示，全国76.9%的湖泊和37.3%的水库富营养化。除常规污染物外，水体中新型污染物不断出现，给社会稳定和民众健康带来新威胁。2014年以来，全国主要河流，黄浦江、长江入海口、珠江等都被检出了抗生素；水体中藻毒素和环境激素也屡遭报道。
地下水水质恶化加剧。《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地下水水质较差和极差级的监测点比例超过60%。水利部公开的今年1月《地下水动态月报》显示，北方平原地区浅层地下水的监测数据表明，该区域超过八成浅层地下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源。
另一方面，《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实施以来，水质标准由过去的35项增加到106项，再加上非常传统安全的威胁和复合污染、新型污染物的出现，传统的絮凝、沉淀、过滤等水处理工艺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水体污染引发的饮用水安全问题亟需治理，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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