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之举，从侧面上反应了某种无奈。也就是说，即便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在新能源“限电”的问题上，可能也处于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只能推出先行叫停新增新能源建设项目这样的“下策”。
而从另一侧面来看，在早已错过了从技术上解决“限电”难题的时机后，也亟待跳出此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固有思路。比如，在利益补偿以及协调上做文章。这方面可行的方法包括，尽快落实官方提出的新能源保障性发电量，保障新能源项目合理收益的基本利用小时数，以及通过启动发电权交易来尽可能的为新能源企业的“限电”争取到一定的补偿。
这其中，后者是一个更为现实的路径。比如，可以为新能源发电项目确定年度固定的发电量，对于由于限电没有用完的发电额度，则拿到市场上去交易。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着一定的争议，但为了应对“限电”问题，通过发展高耗能产业来加大本地的电力消纳，也已经获得政策上的支持。这也是最新的政策信号之一。
而在电力外送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则是，为了解决电力不稳定所承担的调峰机组的损失，究竟该由谁来承担？
较为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要么由电力外送方大规模的下调电价，以此来作为电力不稳定的弥补，要么通过自有的机组参与调峰。
对于已经进入到需要直面利益冲突阶段的电力行业而言，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地方“各自为政”也将是必须适应的“新常态”，后者肯定会基于自身的考量发展新能源，这背后将涉及到更多的利益协调问题。
因此，在利益冲突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仅寄望于舆论或者其他的压力，对于事情的解决，可能不但无济于事，甚至还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或许会成为行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原标题:限电僵局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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