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多年的计划经济延续至今，形成的一个意识和习惯是：优先保证火电的发电量；其次，由于新能源发电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比如风电，有风才能发电。”秦海岩说，“所以，目前形成的一个现象是，虽然《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要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上网，但各地政府和电网在做电量计划时，只有火电的计划电量，而没有风电、光电等新能源的计划电量。火电拥有了事实优先的地位。”
新能源发电量目前在全国总发电量中占比只有4％，在经济增速强劲、全社会用电需求量大时，这种体制不会给新能源发电项目造成过大冲击；可一旦出现经济下滑、用电动力减弱，惯有的“保火电”意识，便会直接威胁新能源发电企业的经济效益。
客观地看，在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仅有0.5％的背景下，不只是风电企业的弃风限电率达到历史新高，各类型发电企业的平均发电小时均出现了大幅下滑。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于2015年12月发布的《2015年1-11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全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下降了74小时。然而全国火电设备的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下降得更多，达355小时，降幅比2014年同期扩大了94小时，在火电利用小时同比下降的28个省份中，下降最多的云南和福建甚至超过了900小时。
“火电企业的体量比较大，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面对的是火电企业效益下滑的问题。火电企业同时还牵扯到相关行业的税收、就业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表示，“也要看到，在大家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在错误的框架内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宁夏的情况或许可以作为注脚。据媒体报道，为进一步拉动煤炭增长，宁夏地方政府促成神华宁煤集团与区内16家电力企业签订电煤合同，总量为2790万吨。在一篇题为《宁夏经济升级版的破局路径》中，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的经验之一为：加大电煤合同兑现考核力度，确保区内电厂每天消化宁煤8万吨。
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超出了新能源企业的接受范围。
记者获得的一份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发的《2015年11月和12月风电火电清洁能源置换交易工作方案通知》显示，云南省工信委要求：因火电企业经营困难，2015年11月、12月，风电场发电量要按一定置换比例，将风电企业的电费收入，按国家批复火电电价的60％支付给火电企业。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处长李鹏的总结很直接。在2015北京国际风能大会的开幕讲话中，他公开表示：风电消纳“不是技术问题，更多是利益分配问题”。
2015年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中也表示：中国将实施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并将尽力达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
在秦海岩看来，能否从制度上解决弃风、弃光的问题，是能否兑现这一承诺的关键环节。
事实上，弃风限电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李鹏在2015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公开表示：风电“十三五”规划的重点不是装机和并网目标，而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并重点解决弃风限电问题；否则，装机量增加，发电量不增长，将造成投资浪费，“整个行业的发展没有意义”。
李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电力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2015年弃风现象创历史新高，原因也比较复杂，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解决办法。
2015年12月31日，国家能源局起草下发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虽然尚在征求意见中，但一些条款已开始向新能源企业倾斜。比如：将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年发电量划分为“保障性收购电量部分”和“市场交易电量部分”，各地电网要优先安排保障性收购部分，如因调度安排等原因导致没有优先收购，要对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给予补偿。
上述多家新能源企业表示，如这一管理办法能够落实，将有效缓解目前的困局。
据了解，目前各地新能源企业直接参与电量交易及风火电发电权交易政策，已被紧急叫停，但新的政策仍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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