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虽然中国煤电节能减排已达世界先进水平，但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电煤占煤炭消费的比重仍然较低，散烧煤比重仍然很高。再如，煤电进一步节能减排的边际效益快速递减，做到安全、环保、节能、经济、低碳各方面的平衡困难更大。还有，天然气是低碳清洁的化石能源，大量用于发电可有效解决电力调峰并可促进低碳发展，但天然气价格太高，付出的经济代价太大，难以在短期内大规模代替煤电。
第三，从现实来看，不论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快速发展还是技术创新，以及单位千瓦时电量产出总成本的下降，都超出原先人们的估计，加之电力相对过剩的态势快速到来，将会加快压缩煤电发展的空间。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燃煤电厂普遍“年轻”三四十年，不论是降低利用小时数还是减少运行年限，对全社会来说，都涉及巨大的电力资源利用和社会利益调整。所以，全局性的煤电问题必须考虑各种复杂因素的动态变化。现在每新建一座燃煤电厂，都必须从全局、长远发展上考虑问题，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智能电网是能源及电力发展的核心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
“互联网＋”智慧能源，是2015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部署的11个“重点行动”之一。“互联网+”智慧能源行动的手段和目的是：通过互联网促进能源系统扁平化，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革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可以说，“互联网＋”智慧能源行动，明确了中国式“能源互联网”的目的和主要功能；确立了用互联网思维及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市场手段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现了推动能源革命的安全、绿色、节约、便捷、创新、协调、共享的价值导向。
由于不同能源的性质、禀赋不同，开发、输送、转化、利用所采用的技术、设备及管理模式也不尽相同，且构建能源系统的基础设施往往投入巨大，具有锁定效应，所以，不论能源供应者还是消费者，在选择能源品种时的条件和机会并不多，天然气价格采取“照付不议”规则就是例证。
与天然气一样，可再生能源发电、核电、气电、煤电、石油、煤炭等利用都有各自的特性，对大多数生产者和用户而言，很难对能源品种做出选择，选择能源主要是选择具有时间弹性的价格，如选择峰谷电价。因此，在能源互联网构建中，对多类型能源横向多源互补的作用应有一个合理估计。能源转化为电力并接入电网后，由于具备了电能与信息在节点上双向交互流动的特点，因此，智能电网必然是能源互联网中的基础，应更加重视对智能电网的建设和运用。对于“全球能源互联网”而言，由于概念十分明确，是“特高压”+“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在推动中将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在促进全球能源的互联互通和清洁化发展，及促进中国电力与世界交融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和十分光明的前景。
以破解“碳约束”为统领协调各种约束性因素促进电力发展
从本质上讲，用不用煤炭不是能源发展的关键，而是否低碳才是关键。纵观国际国内发展趋势和要求，中国电力已发展到以破解“碳约束”为统领协调各种约束性因素的时代（以下简称“碳统领”）。从现实看，碳统领时代来临已具备了条件。一是国家已经明确了碳减排宏观目标。二是节能、减排、低碳之间在电力行业具有高度关联性，碳减排已上升到主要矛盾，成为电力发展和能源转型的主要制约。三是电力碳减排对促进能源领域与全社会碳减排具有基础性作用。四是以五大发展理念来指导，与其他制约性因素比较，碳约束是电力行业发展的关键性约束。五是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推进资源、资本等各要素优化，尤其是碳资产地位的确认将会带来重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组。六是在技术上、管理上、基础上都具备了碳统领的条件。七是碳排放交易在电力行业取得了试点经验，尤其是获得了下一步改进的空间和方法。
在法规政策层面，应以低碳发展为统领，全面梳理能源、电力与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政策，建立统一完整、协调配套的法规政策体系。在体制层面，应与电力体制改革相衔接，建立以市场化为基础，鼓励创新、有利于促进低碳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在管理制度层面，应以能源革命的价值导向为指导，以碳减排与其他约束性目标相协调，与国际经验相结合，建立新的指标体系、目标体系、执行体系、评价体系。在操作层面，碳统领应贯穿于电力发展全过程，即战略导向、规划约束、技术路线、产业鼓励、运行监管等。总之，以碳统领才能有效解决当前电力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长效解决未来电力发展矛盾的钥匙。
“十三五”电力规划编制要有新思路
在新常态下，电力规划编制必须打破传统规划编制思维、做法和重点。以往电力规划（包括其他规划）之所以被一些人调侃为“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主要指规划难以指导实践，难以约束无序发展状态。究其原因，一是规划时间滞后。专项规划制定理应是自上而下，兼顾左右，即先有宏观、综合规划，后有专项规划，且要与关联规划相协调。如电力规划只有在宏观上国家五年规划纲要、能源规划出台后才能依据充分，只有与环境保护规划、水资源等规划互相协调后才能合理。现实情况是，当专项电力规划真正出台之时，五年规划即将执行大半到了中期调整阶段。
二是国家规划、电力规划与地方规划协调难。由于各地经济发展、能源发展、环境保护都不平衡，且区域性（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使区域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进而使电力规划与区域、地区规划协调难度加大。三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制与规划作用机制之间存在矛盾。市场与政府作用发挥大小直接影响规划的作用和效果。由于我国还是处在经济转型、体制转型过程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博弈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确定的（如近年来大量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或者下放，形成了新变化），对规划的作用产生了大的影响（冲击）。四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能源全球化的不断扩展、深入，国际经济形势及能源形势对我国电力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电力规划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从以上可以看出，有些问题是规划制度自身先天不足，有些是客观规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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