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能效&治霾，全世界期待着中国榜样
笔者：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也经历了很严峻的雾霾的考验，德国是怎样做的？
科勒：我们当时治霾的时候用了两个策略，第一个是加了大量废弃处理装置，我们要处理颗粒物，要减少二氧化硫，氧化氮；第二个策略是不怎么样，把烟囱弄得更高，最高的三百米，把粉尘颗粒物面积扩大，于是就把污染范围扩大了，这不是什么好办法。干这事的不光是德国人，英国人也干，都说把颗粒物弄远点。结果我们这儿的雾霾少了，都飘到挪威瑞典去了，这不是个好方法。
笔者：这个雾霾情况持续了多久呢？
科勒：差不多用了10到20年的时间。我觉得现在就不错了，总有“好人”觉得还不够，要改善。中国现在的污染还是很严重，最高的时候达到600PPM，就是600毫克，在河北也好北京也好都非常高。现在在鲁尔区日平均最高不能超过30毫克，限制很严。北京现在平均70。
笔者：当时是否也对高排放企业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
科勒：颗粒物是有不同的来源的，汽车也污染，特别是对小汽车有限制。柴油车排放比汽油车多，有特别限制。在德国有个问题就是汽车寿命比较长，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说你排放高，交的税就高。如果车排放少，交的环境税就少。还有一个在所有重要的烟囱里都安放了国家的检测装置，一旦超标，就不允许再运行，这个控制也非常严格。
笔者：您这次来中国，听说也是与河北空气治理有关？
科勒：我们这次和河北的合作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在咨询层面上，找到一些方法能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在技术层面上，通过一些项目把具体技术带进来。比如，我们如何提高煤炭使用效率，一方面减少污染，另一方面减少煤炭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类似我们在柏林建的欧洲能源科技园，这个区域把建筑节能、高效的能源系统、智能电网等等综合在一个城区，这是未来城市的一个缩影。我们这一次就是在讨论如何把这种形式移植到中国来，我们正在讨论和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做一个类似的示范，范围比德国大。
笔者：巴黎气候峰会引起全球减排热潮，中国在减排方面做出了一些承诺。这对于高耗能企业来讲是机会也是挑战，您对中国有什么建议？
科勒：中国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约有6亿人的生活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仍然有大概7亿多人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所以说中国还有要帮这7亿人发展起来的任务。中国一方面要保护气候，一方面要发展，怎么办呢？如果中国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国家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做到气候保护，做到二氧化碳减排，就给全世界树立了榜样。以后的发展中国家就能以中国为榜样，这样我们这个世界的二氧化碳减排才有希望。德国只有几千万人，不足以作为世界的典范，如果中国能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能做出一个典范，全世界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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