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显示的是上述两个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从表2中可以看出dumrd的均值为0.690392，dumrdsub的均值为0.854093，说明在样本企业中有69%的企业进行了研发投资，有85.4%的样本企业受到了政府的研发补贴，非国有企业的占比约为55.2%，高管人员持股的平均比例为3.94%，样本公司财务杠杆的均值约为43.3%。
对第一个模型使用Probit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的第一列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二列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从第一列可知，企业获得研发补贴与企业进行研发投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即使在控制了企业规模、高管持股、企业现金流、企业财务杠杆等因素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正相关，企业获得研发补贴对企业参与研发投资的概率有正向的影响。考虑到政府补贴政策实施可能存在样本选择的问题，这里采用了Heckman的样本选择模型，第一步从政府R&D补贴的选择模型中估计出反映样本选择偏差的逆米尔斯比率IMR（Inverse Mi11's Ratio），在第二步的回归模型中加入IMR来控制样本选择偏差，IM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样本选择的问题的确产生了影响。从第三列的回归结果来看，虽然dumrdsub的回归系数从0.637下降为0.590，但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使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政府对研发活动进行补贴仍然能提高企业参与研发投资的平均概率。
另外，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光伏行业，企业的最终控制人类型、企业的规模以及高管持股的比例对企业进行研发可能性大小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企业的杠杆对企业研发的可能性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即企业的负债占企业资产的比率越高，企业越倾向于不进行研发活动。这可能是由于企业的负债越多，越难从外部融资来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所以企业进行研发的可能性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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