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15)到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COP21)，这6年来世界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有什么不同?
阿德南·阿明：我并没有参加哥本哈根会议，但是我知道大家对那次会议的结果都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之前我们对它的期待都很高。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来解决，因此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对我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6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国改变了协商的方法，在巴黎大会召开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积极乐观的行动和期望，很多非常良性的政府间沟通。但我认为本次会议更重要的一点是提议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并通过能源转型的方式帮助他们降低碳排放。这也将成为COP21各国讨论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并且我对这次巴黎大会的召开也非常有信心。
记者：您认为中国在COP21中起到什么作用?
阿德南·阿明：我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用了几年的时间成为世界制造可再生能源设备领先国家，这是因为中国制造业从投资到技术成本，相比其他国家都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国内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也让人惊叹，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低碳发展的进行，我对中国提出的到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以及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目标是有信心的。
对于未来气候变化政策的走向，我认为中国会成为该领域的领袖，而能源转型的过程向我们展现出中国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乐观的低碳发展远景。
记者：过去10年里，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您对此有何评价?
阿德南·阿明：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学习的阶段，我们看到在发展未来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发展非常快，例如智能电网技术和特高压技术。我们需要这些技术是因为它们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可再生能源产生电力后在传输过程中产生的损耗，这可以增强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性。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利用需求侧管理可以去调节电力系统，因为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真正困难是如何协调可再生能源和其他能源之间的配置。德国和丹麦目前的电力系统已经可以在没有储能的情况下平衡可再生能源和其他能源，我想未来中国也可以做到。
记者：对于英国近日削减可再生能源补贴造成该产业投资环境动荡，您认为中国未来怎样才能避免类似事情发生?
阿德南·阿明：若想获得比较积极的社会效益，无论是怎样的经济政策，都必须保证激励该领域获得投资机会，因此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初期，补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德国，这些补贴用于帮助降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当通过补贴提高技术发展后，大量普及这些先进的技术就能够大幅度降低成本了，我想这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过去5年里，光伏成本降低了75%，此时补贴的必要性就要小很多。然而，在一些市场里，我们仍然需要补贴政策来支持行业发展，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市场环境。例如对化石能源的补贴要比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高出10倍，我们必须要保证绿色资源有发展的空间。此外，我们并没有把化石能源产生的排放成本计算进去，是社会在为这部分承担费用。如果将这部分的成本加入化石能源生产成本中去，人们就会意识到可再生能源是最经济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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