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能源署署长：当前德国最大的困扰是光伏发电造成的

记者：德国能源转型2.0版和之前版本相比，实现了哪些升级？

科勒：关于能源转型，我们目前达成两点共识。

一是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要和电力系统相匹配，要考虑电力系统的接受能力和极限情况。所以，我们还要再修订可再生能源法，逐步取消之前的20年可再生能源补贴电价不变的条款，新装机的可再生能源将不享受补贴价格，要和传统电力一样到市场上交易，让投资者决定投资收益问题，鼓励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交易市场中实现自身价值，所以20年不变的电价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了。
二是一定要让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电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相匹配，不能只管发电，而不管系统，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基础建设，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场机制。

记者：也就是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要从“计划时代”进入“市场时代”，要让过热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加理性。

科勒：可以这样说，之所以要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对可再生能源的鼓励过了度、过了头，反而忽视了提高能效、节能、基础建设等其他重要的环节。今后我们将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和刺激，转而加强对节能的鼓励和支持，同时还要重点解决电网与电力系统的问题，如智能用电问题，如电动汽车充电与发电匹配等问题。

可再生能源高额补贴时代就要过去了，但这个过程也很艰难。由于德国已经有100多万户屋顶光伏电站了，整个光伏产业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选民势力，他们都在支持可再生能源补贴，所以政府之前也不能轻易变动补贴政策。但硬币都有两面，补贴政策在制造了一批光伏受益者的同时，也制造了大批因为高额可再生能源补贴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德国可再生能源附加费高达每年200亿欧元，这些费用要摊到每个电力用户身上，不愿意支付高昂电费的群体也大有人在。而且电价上涨不仅波及千家万户，德国的中小企业也承受不了，所以这些人反对过高的电价，呼吁改变过度补贴的情况。

记者：中国将实施能源革命，根据您在德国转型中的经验，您想对中国的能源革命说些什么？

科勒：我想说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光伏近年发展得非常快，特别是分布式光伏大批上网之后，将对配网产生很大压力。因为以前的配网不是为了光伏电源而建，必须改造配网才能适应光伏发展。由此带来大量的改造需求，如果不改造，将会出现很大的配网瓶颈，光伏也难以上网消化。

第二，以前配网的电力流是从上向下走，现在出现了从下向上走的情况，因此需要新的配网技术，同时为了解决电力拥塞问题，必须发展智能电网。未来电力用户也要适应新的电源特性，也就是说，以前用户需要多少电给我多少电，今后可能就是发多少电，用户尽可能用多少电，也就是用电侧的管理。

第三我想说，中国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智能的电力系统，实现将可再生能源“运出去、消纳掉”，并不断优化系统，包括蓄电、用电和整个能源链的全过程，这是最关键的，不优化系统，就接受不了这么快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