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南京分行行长：辩证看待融资难融资贵

何种条件下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

第一种情形，严重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期间，以及经济处于“停滞”期间。在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全面萧条，产能严重过剩，社会消费需求和各类投资活动大幅萎缩，资金“供过于求”，这期间央行通常会降息，商业银行利率降得很低，企业借贷也相对变得容易，也就是融资不难、融资不贵。但是，实际的结果却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此时企业既不借贷，也不投资，经济随时陷入衰退。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美国表现得比较充分。还有一种情况，即经济长期处于通缩状态，即使融资不难、融资不贵，但企业仍然不愿融资，这对经济增长无疑是一场灾难。例如，“失去十年”的日本便是这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典型的计划经济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金作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几乎全部由政府控制并通过行政手段即“计划”配置。从表面上看，几乎看不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是计划体制掩盖了资金“供不应求”的实际，需求被人为抑制了。但是，这一配置资源的方式，已被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是一种低效的方式，根本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看来，正常条件下，只要奉行市场经济原则，市场机制就必然起作用，资金就一定是“稀缺”的。供不应求背景下，“融资难、融资贵”就是一种常态，或者说有其合理性。这也许就是本文引言中所述有人持有“悖论”“伪命题”观点的依据。

货币供应总量究竟多大适宜

理论上讲，所谓的“融资难、融资贵”，一定与货币供应总量有关。供求关系是一组最重要的关系。可以说，扩大货币供应总量，必然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是，如果循着这样的思路下去，引发恶性通胀是迟早的事。那么，究竟总量多少合适呢？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多年持续“投资饥渴”背景下，目前信贷总量已达历史高位。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五年情况看，2009年全国信贷增量达到近10万亿元，随后几年也基本在8万～9万亿元之间，2013年末全国本外币贷款总量已经达到76.6万亿元，与当年GDP的比例为134.6%，而2013年末M2更是达到110万亿元。在当前M2已处于历史高位的情况下，为防范通货膨胀，货币总量显然难以也不宜继续大幅扩张。事实上，自2011年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来，M2增速已从2009年27.7%高位，回落至2013年的13.6%。尽管货币政策已回归常态，但因投资率并未下降，投资继续居于高位，过大的融资需求势必无法满足，仍然成为“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诱因。

讨论“融资难、融资贵”更应关注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

从上述分析看，信贷总量已经很大，这也是既有“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最大前提或假设，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显然，不在总量而在于结构问题。

第一，“融资难”呈现结构性的特征。以江苏省为例，近些年，江苏省的信贷总量一直居全国前列，流动性总体充裕。2014年6月末，全省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12.9%，高出GDP增速（8.9%）与CPI（2.3%）之和1.7个百分点；2013年末，江苏省贷款余额是全年GDP的1.49倍，高于全国1.35的平均水平。我们调查发现，所谓的“融资难”是相对的，有些行业、企业、领域相对“难”，有些则相对“不难”。一是在制造业领域，纺织、化纤、橡胶等在上下游资金占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行业融资相对比较难，资金收紧更为明显。同时，一些前期过度融资、杠杆率较高的光伏、冶金、造船等产能过剩行业，也明显难于其他行业。二是受房地产市场销售与房价涨势放缓影响，建筑业资金收紧感受较为明显。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今年第二季度景气调查显示，建筑业中，反映资金状况“收紧”的企业占比为32.35%，明显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平均水平。三是受不良贷款率上升影响的地区和领域融资相对比较难。上述同一项调查显示，无锡、连云港（601008,股吧）、盐城、徐州、淮安等不良贷款率居前的地区，高达36.36%的企业认为，融资难度加大或被银行抽贷是企业资金收紧的主要原因，该比例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2.65个百分点。但是，同一时期，具有政府背景的各类融资平台、大型国有企业仍受银行青睐，相对而言，其融资并不难。

总体上看，企业融资并不能笼统地说“难”，所谓的“难”是结构性的。

第二，“融资贵”突出表现在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从江苏省来看，大中企业融资成本总体不高。特别是近两年债务融资工具加快发展，大幅拓宽了大中企业的融资渠道，也提升了大中企业的议价权。从交易商协会发布的债务融资工具定价估值情况来看，2014年7月末，AAA级、AA+级和AA级主体评级的大型企业1年期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定价估值分别为5.36%、5.64%和5.95%，低于同期限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64个、36个和5个基点，较年初已分别下降109个、121个和126个基点。融资贵更多集中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具体表现在银行通过业务组合变相提高贷款隐性成本，如搭售银票、贷后返存等，以及担保公司担保费、转贷过程中涉及民间融资所增加的成本支出等。

因此，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深入分析。一方面，要分清层次，找准主要矛盾。有些领域，“融资难”问题突出，需要优先解决资金的可得性问题，如“三农”和普惠金融领域，需要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吸引资金的投入，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有些领域，如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突出，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特别是股权融资市场，解决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特别是减少中间环节，去除各类隐性费用。另一方面，由于信贷资源总量有限，必然有保有压。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向的，以及涉及民生方面的信贷需求，尽可能给予保障；属于盲目扩张、重复建设等的资金需求，则应当坚决予以压缩。

关于中国经济的高杠杆和高负债率问题

从企业角度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具有阶段性特点。一部分企业认为，“融资难、融资贵”源于近年来企业自身经营压力加大，特别是高杠杆率和过度负债问题，而且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愈加突显。从目前情况看，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宏观性的问题。2014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4%，较2013年全年下滑0.8个百分点。因此企业对融资成本的波动更为敏感，资金成本的承受能力下降，从企业的感受看就直接表现为“融资贵”。

困惑及对策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是找准原因。否则，很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在资金供求关系持续呈现“供不应求”和投资体制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的条件下，理论上很难同时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两个难题。事实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是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市场甚至并未起到主要作用，更遑论“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看得见的手”在直接解决融资“难”与“贵”问题上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即政府所能采取的措施，一是数量上并不多，二是效果上可能也很有限。为此，必须狠下决心，从“根”上寻求治本之策。在治本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作了全面部署，关键是要加快推进。

第一，控制资金需求，抑制“资金饥渴”。首先，重点是控制地方投资规模和负债规模，总体上防范投资“过热”。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必须“硬化”预算约束，设定限额，防控过度融资的风险。其次，尽快推进市政债试点，通过“阳光融资”，减少地方政府对“影子银行”体系的依赖，缓解信贷市场的压力。

第二，加快推进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用改革的办法，从制度层面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表象下的体制、机制问题。在这方面，需要推进的改革比较多，兹举几点如下：一是国有企业就面临二次改革问题，而且非常迫切。国有企业不继续改革，“国有”对“民营”的种种体制性的“挤出效应”就无法消除。二是关于直接融资问题，涉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这一点也很迫切，尤其是股票市场融资功能的修复，以及各类债务融资市场和融资工具拓展。三是关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发展小型民营金融机构、提高信贷市场竞争性问题，这还涉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也很迫切。四是关于政策性金融问题，也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制度措施。目前看，我国政策性金融总体上不足，许多商业性金融不愿介入的领域，应当由政策性金融介入。我们无法以商业性金融替代政策性金融。五是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这项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还要加快推进。类似上述提及的改革，社会早有共识，但问题在于一些改革推进缓慢，已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继续完善财政、金融方面的支持政策。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小微企业、“三农”发展的政策，包括财政、金融的具体措施，对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各部门特别是人民银行密集推出一系列定向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了结构引导效果。从人民银行角度看，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具有显著的引导作用。今年央行两次定向降准，仅江苏就共释放190亿元资金，有效增加了中小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8月份，人民银行又在全国增加再贴现额度120亿元，全部用于支持“三农”服务和小微企业。由于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具有价格引导等特点，应当进一步扩大规模，更加有效发挥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