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当刘杨和他的合作伙伴在创业之路上驭风疾行之际，不知是否还会记起，当年那段奔波于北京月坛南街38号院的日子。
月坛南街本是北京西城一条长不过五六百米的宁谧小路，却因周围星罗棋布着23家副部级以上单位而收获外号“部委街”。作为整条街上最具人气的所在，38号院内则坐落着两大实权部门——国家发改委及其旗下的能源局。
彼时，刘杨还是某民营能源企业负责政府公关的专员，这座大院自然要三天两头前往拜访。
“企业里做政府关系、对外合作的，平时的工作就是跑能源局。有时恨不得每天都去。去了其实也就是找领导吃个饭顺便咨询一下，问问对某个拟申报项目的看法、打听最新的行业政策。”刘杨说。
在他看来，去了未必有多大用，“但公司给工资就是让你干这个。有事没事都得联系人家，吃顿饭也不一定是为了办事。”
这样的日子直到一年前刘杨开始创业才告一段落。那之后，他再也没踏足38号院。不仅他不去，那些当初和他一样频繁跑能源局的同行们也明显疏懒。
“最近的确冷清多了。”尽管已置身局外，刘杨对局里的事仍了如指掌，“听说里面的人现在都很谨慎，该干啥干啥，没其他想法。”
这样的转变源自能源局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就在刘杨开始创业的一个月后——2013年8月份，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今年5月21日，最高检通报了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立案侦查。仅仅两天后，最高检又宣布以涉嫌受贿罪，依法对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到了6月份，有消息称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梁波被带走调查，后者成为今年能源局第5名落马的官员。
如果加上石油、电力系统的落马人员，整个能源系统过去一年多来“出事”的官员及高管不下20人。
一时间，能源圈几成“腐败圈”，圈内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王骏那些事儿
6月下旬的一天，记者赶到月坛南街38号时已临近正午。周围嘈杂不休的蝉鸣衬着大院里那栋巍峨肃穆的高大建筑，在湿热的天气中令人愈感烦闷。楼下大门外，十余级台阶上，进出者行色匆匆，有的甚至还提着拉杆箱，但每个人脸上却挂着同样焦灼不安的表情。
外人并不知道，就在这栋大楼的顶层其实还有个阳光房，里面配置了数个可供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场地。
“发改委和能源局经常组织自己人打球，每周都会固定打几场，有时也会请我们去观战。”有着多年部委跑项目经历的白符凡（化名）对上证报记者说。
据说，以往能源局是打乒乓的人多，尤其一些上岁数的男性官员，但最近风向陡变——几乎没人打乒乓，全改打羽毛球了。
“那是因为江湖上传当年打乒乓的人中有不少被‘干掉’了，而至今没出事的那帮人都是打羽毛球的。”白符凡道出个中真相。
于是乎，一些跑项目的人也开始练起了羽毛球。
而在之前被立案侦查的能源局官员中，王骏确是出了名地爱打乒乓。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胡学浩向上证报记者证实了王骏爱打乒乓的说法，“原先周末还和他经常在一起打。”
在他看来，尽管王骏乒乓球技不错，很多观点却不足为数，“平时碰到还会和他理论理论。”
他给记者叙述了一则关于王骏的小故事：“有次开智能电网论坛，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家应大力发展新能源。王骏当时是最后一个发言，因为他官最大。他却说，‘你们都要发展新能源，但需要钱，需要补贴，这些钱从哪里来？还不是来自老百姓？’”
“他意思是光伏不可能太快发展。这话一说大家也无可辩驳，因为他是制定政策的人。但其实我和他的看法并不一样。2005年，我们为发改委做个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项目，当时提出的装机目标是2020年要达到3000万千瓦。这个目标还算保守，也受到太阳能学会专家的认可。没想到，最后发改委批下来的数字只有180万千瓦。”胡学浩说。
这个规划其实就是2007年那份饱受争议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其规定：太阳能发电到2010年达30万千瓦，到2020年达180万千瓦。
耐人寻味的是，王骏原本到今年6月就可以退休。不料就在退休前的一个月，他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任上落马。也正因此，不少舆论都认为他“出事”与主政新能源有关，甚至怀疑祸起金太阳工程中的招标腐败。
记者从多位接近高层的人士处证实，王骏此次“出事”与新能源几无关系，完全是由于当年在电力审批过程中出的问题所致。
神秘的电站“路条”
事实上，今年以来能源局被带走调查的5人中有4人都曾在或仍在电力司（电力处）任职。
以王骏为例，他早在2001年就担任国家计委基础司电力处处长，在2002年升任国家计委基础司副司长后，接替他的则是郝卫平。郝与许永盛又都在2008年进入电力司领导层，分别担任电力司副司长与司长。
至于5人中唯一长年分管煤炭口的魏鹏远亦因上下游关系与电力有所交集。而这些人之所以“出事”无不与当年的项目审批有关。
“当年电力处权力很大，各省做能源投资公司、电站、燃煤电厂都要他们批，就是所谓批电源点。”江苏一家大型火电企业负责人对上证报记者说。
他透露，一个项目要通过审批，首先需要拿到发改委的预核准文件，即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函，俗称“大路条”。
而要拿到这么一个“大路条”，没有3、5年跑不下来，有些甚至要跑20多年。对项目业主来说，只有在拿到“路条”后，才能进一步申请环评、水土保持、矿产压覆、地质灾害、土地预审、电网接入等其他支持性文件，最后才是等待发改委的正式核准。
“对电力司来说，别说一个司长，就是处长权力也非常大，原因在于项目初选要经过他们之手。如果处长认为这个项目不行，甚至都不会往上报。有时，即便司长、局长打过招呼的项目，处长也有可能从专业角度提出否定意见。”该负责人说。
除了发改委外，项目报批过程中也会遭遇其他部门的“卡壳”。“说到底，‘衙门’实在太多，使得要拿一个核准批文难度非常大。”白符凡说。
但在刘杨看来，很多项目并非一开始就那么难，恰恰是争的人越多导致权力介入越深。
“本来领导没反应过来，突然一下有十个人去找他，他就会觉得这事儿含金量高，不用着急办。事实上本来是很容易办的，但他一定要显得很不容易办，拖着你，因为拖你对他自己肯定有好处——你就会来找他。”刘杨说。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审批的过程变得阻隔重重，以至于有了核准个项目平均要盖48个章的说法，且这个数字只多不少。
但白符凡认为，就算48个章一个个敲也不要紧，不用花太长时间，“关键是每个部门的各级领导、甚至小到一个科员都可以来卡你”。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同行来竞争，“你不通路子，别人通路子，他要是先批了你还会有戏吗？”
“当然，也不是绝对拿不到，就需要费点钱了。”白符凡语带调侃。
他举了个20MW电站项目的例子。正常情况下，申报成功的话全部费用至少要200多万。这其中，约75%是花在刚性用途上，如可研报告等；剩下的25%中很多是冤枉钱，如被中介黑、用于灰色目的等。
“有些钱是说不清楚的，比如开评审会要请很多专家、领导，每个人都要给费用，有时开一次就过，但有时候就‘老得开会’。还有些时候，不是先收，而是后收。项目成了，你再给。给不给那是你的事。你也可以不给，但以后就别混了。”白符凡说。
也正是在这种你情我愿的心照不宣中，大量利益被悄然输送。
“过去十年搞电力审批的官员几乎被抓空了。就这几个人，过去十年批出去几万亿，只要占上一点点便宜就数目惊人，更何况他们那几年几乎天天都在干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疆对上证报记者说。
石油是“黑”的
除电力项目审批外，石油、煤炭同样是另一个腐败高发地带。
以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来说，一个已流传甚广的段子就是被调查时他家中被搜出上亿元现金，并烧坏四台点钞机。魏本人也因此得到“亿元司长”的诨号。
但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一亿元对一个手握大权的副司长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贪一个亿算啥？煤炭好的时候，有煤老板叫嚷：我立马可以提给他一个亿，因为他的一个签字就可以让我成为十亿甚至百亿富翁。”能源专家、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对记者说。
上述江苏电厂负责人也表示，魏鹏远一个人要管那么多项目，就算每个只收三五百万，20个就是一个亿，如果大家都这么搞，别说一个亿，贪五、六个亿都很正常。
相比之下，石油领域的腐败则差异很大——涉及上游的项目，往往和煤炭一样涉资惊人，但下游领域则各有乾坤。
原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赵友山告诉上证报记者，十多年前，负责审批油库和石油企业批发权的部门就权力很大，有些企业啥都没有照样批，有些企业手续很全却就是批不下来。
“所谓的门槛都是设给那些没有能力的企业看的。对一些有能力的企业来说，弄个假材料都能拿到批文。”赵友山说，所谓“有能力”就是指企业有没有给相关负责人送礼，如果企业不送，他们就以种种借口说企业不符合条件不给批，逼得企业只能掏腰包。
具体要掏多少？赵友山透露，当时要拿一个成品油批发资质，企业普遍要给分管负责人20万。而成品油批零环节同样存在无孔不入的寻租现象，尤其多发于过去成品油定价机制未理顺、市场上“油荒”频仍之时。
业内熟知，每当“油荒”来袭，“黑市油”就会纷纷浮出。而每逢这一时刻，两大石油集团地方销售公司的办公室总是人头攒动——市场上油越紧张，销售公司手里的成品油批发“条子”就越珍贵。而那些拿到油的民企往往并不急于销售，大多“囤油”待涨。于是，一边是“黑市油”价水涨船高，另一边则是“油荒”愈演愈烈。
在此期间，以黑市油为寄生对象的油贩子漫步在市场的灰色地带、游离于法律的真空区间。他们嗅觉敏锐，如影随形，通过囤油、倒油、掺油牟取了巨额暴利。
“成品油黑市是由能源领域的垄断造成的，而垄断必然导致腐败。”中国石油业国际产业投资联盟秘书长崔新生颇为隐晦地告诉记者，中国的民营油企大多是“腐败式”生存，“只要把相关人士的私人问题解决了，则公的一块不是问题。”
“石油是黑的！”崔新生最后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句双关语。
反腐的本质就是反垄断
在很多人看来，中央针对能源领域连续打出的反腐重拳，除了要涤清行业生态外，另一大重要目的还是为下一步改革扫清障碍。
“刘志军和蒋洁敏的被抓对所有央企都是个警示：这轮改革中，不存在有人能挡路的问题。”一位中央智囊人士对记者说。
在他看来，能源局官员的腐败虽然恶劣，却还不及国企腐败为害深远。后者经过长期垄断的熏染，已形成一个个利益群体，就如同拥有强大自我复制能力的DNA分子一般，借助自我强化与再造，渗入经济、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实现对国家经济生态的深度掌控——经济寡头由是形成。这是腐败背后的真正威胁。
“本质上，能源反腐就是反垄断，而垄断在经济领域的代表就是利益集团。”吴疆说。
在吴疆眼中，电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电力领域的很多事，电网只有满意了才去干，不满意就不干，如内蒙古电力外送，发改委批了几条特高压500千伏，已经核准了，电网就不开工，逼着能源局批特高压1000千伏。经过多年垄断，电网企业已缺乏制衡、难以监督。”
这里的垄断包含了四重含义：一是调度垄断，即之前作为公共权力的电网调度进入到企业，且是作为市场交易一方的企业；二是业务垄断，独家买卖令电网成为唯一的买主和卖主，可充分享受压价；三是规模垄断，如国网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力企业；四是上下游垄断，电网不仅一家采购国内80%的电力设备，甚至还把生产特高压装置的企业都收购了，既模糊了成本，更阻碍了技术创新。
“四重垄断在市场经济中很罕见。因为垄断本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其在有机制保护创新的情况下不可能永远存在。但中国的情况是通过制度固化了垄断。”吴疆说，“电力行业作为基础产业，沉淀资本非常高，每年约有一万亿投资，这使垄断格局几乎无从改变。”
而反腐的目的就是为了切断垄断利益集团向经济寡头突变的基因链。为此，需要一场真正的能源体制革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进行电力、油气体制改革的真正原因，而反腐则为此做好了铺垫。事实上，在改革过程中，腐败常常如影随形。但随着“腐败”这一“寄虫”的膨大，其对“寄主”——“改革”也日益构成巨大的威胁。故此，用反腐来腾出改革空间、再用改革来肃清腐败温床就成为中国必须走、或者说不走就无以为继的必由之路。
“现在外界认为抓人是为了给改革扫清障碍，但如果再过几年还是光抓人、不改革，那抓这么多人仍旧没什么意义。能源制度不变革，人永远抓不完，还把新人给害了。”吴疆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凤起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能源腐败与能源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在高度集权批项目的体制下，很多审批都得走非法道路，且数额惊人。
他认为，能源领域的计划经济烙印很深，很多问题都涉及利益群体，后者要向上层做各种工作，有些合法，有些就可能隐蔽。正因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的“推动能源体制革命、还原能源商品属性”行动就变得格外迫切。
从这个意义而言，一系列的反腐行动就是给这场革命扫清障碍。
月坛南街本是北京西城一条长不过五六百米的宁谧小路，却因周围星罗棋布着23家副部级以上单位而收获外号“部委街”。作为整条街上最具人气的所在，38号院内则坐落着两大实权部门——国家发改委及其旗下的能源局。
彼时，刘杨还是某民营能源企业负责政府公关的专员，这座大院自然要三天两头前往拜访。
“企业里做政府关系、对外合作的，平时的工作就是跑能源局。有时恨不得每天都去。去了其实也就是找领导吃个饭顺便咨询一下，问问对某个拟申报项目的看法、打听最新的行业政策。”刘杨说。
在他看来，去了未必有多大用，“但公司给工资就是让你干这个。有事没事都得联系人家，吃顿饭也不一定是为了办事。”
这样的日子直到一年前刘杨开始创业才告一段落。那之后，他再也没踏足38号院。不仅他不去，那些当初和他一样频繁跑能源局的同行们也明显疏懒。
“最近的确冷清多了。”尽管已置身局外，刘杨对局里的事仍了如指掌，“听说里面的人现在都很谨慎，该干啥干啥，没其他想法。”
这样的转变源自能源局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就在刘杨开始创业的一个月后——2013年8月份，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今年5月21日，最高检通报了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立案侦查。仅仅两天后，最高检又宣布以涉嫌受贿罪，依法对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到了6月份，有消息称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梁波被带走调查，后者成为今年能源局第5名落马的官员。
如果加上石油、电力系统的落马人员，整个能源系统过去一年多来“出事”的官员及高管不下20人。
一时间，能源圈几成“腐败圈”，圈内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王骏那些事儿
6月下旬的一天，记者赶到月坛南街38号时已临近正午。周围嘈杂不休的蝉鸣衬着大院里那栋巍峨肃穆的高大建筑，在湿热的天气中令人愈感烦闷。楼下大门外，十余级台阶上，进出者行色匆匆，有的甚至还提着拉杆箱，但每个人脸上却挂着同样焦灼不安的表情。
外人并不知道，就在这栋大楼的顶层其实还有个阳光房，里面配置了数个可供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场地。
“发改委和能源局经常组织自己人打球，每周都会固定打几场，有时也会请我们去观战。”有着多年部委跑项目经历的白符凡（化名）对上证报记者说。
据说，以往能源局是打乒乓的人多，尤其一些上岁数的男性官员，但最近风向陡变——几乎没人打乒乓，全改打羽毛球了。
“那是因为江湖上传当年打乒乓的人中有不少被‘干掉’了，而至今没出事的那帮人都是打羽毛球的。”白符凡道出个中真相。
于是乎，一些跑项目的人也开始练起了羽毛球。
而在之前被立案侦查的能源局官员中，王骏确是出了名地爱打乒乓。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胡学浩向上证报记者证实了王骏爱打乒乓的说法，“原先周末还和他经常在一起打。”
在他看来，尽管王骏乒乓球技不错，很多观点却不足为数，“平时碰到还会和他理论理论。”
他给记者叙述了一则关于王骏的小故事：“有次开智能电网论坛，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家应大力发展新能源。王骏当时是最后一个发言，因为他官最大。他却说，‘你们都要发展新能源，但需要钱，需要补贴，这些钱从哪里来？还不是来自老百姓？’”
“他意思是光伏不可能太快发展。这话一说大家也无可辩驳，因为他是制定政策的人。但其实我和他的看法并不一样。2005年，我们为发改委做个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项目，当时提出的装机目标是2020年要达到3000万千瓦。这个目标还算保守，也受到太阳能学会专家的认可。没想到，最后发改委批下来的数字只有180万千瓦。”胡学浩说。
这个规划其实就是2007年那份饱受争议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其规定：太阳能发电到2010年达30万千瓦，到2020年达180万千瓦。
耐人寻味的是，王骏原本到今年6月就可以退休。不料就在退休前的一个月，他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任上落马。也正因此，不少舆论都认为他“出事”与主政新能源有关，甚至怀疑祸起金太阳工程中的招标腐败。
记者从多位接近高层的人士处证实，王骏此次“出事”与新能源几无关系，完全是由于当年在电力审批过程中出的问题所致。
神秘的电站“路条”
事实上，今年以来能源局被带走调查的5人中有4人都曾在或仍在电力司（电力处）任职。
以王骏为例，他早在2001年就担任国家计委基础司电力处处长，在2002年升任国家计委基础司副司长后，接替他的则是郝卫平。郝与许永盛又都在2008年进入电力司领导层，分别担任电力司副司长与司长。
至于5人中唯一长年分管煤炭口的魏鹏远亦因上下游关系与电力有所交集。而这些人之所以“出事”无不与当年的项目审批有关。
“当年电力处权力很大，各省做能源投资公司、电站、燃煤电厂都要他们批，就是所谓批电源点。”江苏一家大型火电企业负责人对上证报记者说。
他透露，一个项目要通过审批，首先需要拿到发改委的预核准文件，即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函，俗称“大路条”。
而要拿到这么一个“大路条”，没有3、5年跑不下来，有些甚至要跑20多年。对项目业主来说，只有在拿到“路条”后，才能进一步申请环评、水土保持、矿产压覆、地质灾害、土地预审、电网接入等其他支持性文件，最后才是等待发改委的正式核准。
“对电力司来说，别说一个司长，就是处长权力也非常大，原因在于项目初选要经过他们之手。如果处长认为这个项目不行，甚至都不会往上报。有时，即便司长、局长打过招呼的项目，处长也有可能从专业角度提出否定意见。”该负责人说。
除了发改委外，项目报批过程中也会遭遇其他部门的“卡壳”。“说到底，‘衙门’实在太多，使得要拿一个核准批文难度非常大。”白符凡说。
但在刘杨看来，很多项目并非一开始就那么难，恰恰是争的人越多导致权力介入越深。
“本来领导没反应过来，突然一下有十个人去找他，他就会觉得这事儿含金量高，不用着急办。事实上本来是很容易办的，但他一定要显得很不容易办，拖着你，因为拖你对他自己肯定有好处——你就会来找他。”刘杨说。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审批的过程变得阻隔重重，以至于有了核准个项目平均要盖48个章的说法，且这个数字只多不少。
但白符凡认为，就算48个章一个个敲也不要紧，不用花太长时间，“关键是每个部门的各级领导、甚至小到一个科员都可以来卡你”。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同行来竞争，“你不通路子，别人通路子，他要是先批了你还会有戏吗？”
“当然，也不是绝对拿不到，就需要费点钱了。”白符凡语带调侃。
他举了个20MW电站项目的例子。正常情况下，申报成功的话全部费用至少要200多万。这其中，约75%是花在刚性用途上，如可研报告等；剩下的25%中很多是冤枉钱，如被中介黑、用于灰色目的等。
“有些钱是说不清楚的，比如开评审会要请很多专家、领导，每个人都要给费用，有时开一次就过，但有时候就‘老得开会’。还有些时候，不是先收，而是后收。项目成了，你再给。给不给那是你的事。你也可以不给，但以后就别混了。”白符凡说。
也正是在这种你情我愿的心照不宣中，大量利益被悄然输送。
“过去十年搞电力审批的官员几乎被抓空了。就这几个人，过去十年批出去几万亿，只要占上一点点便宜就数目惊人，更何况他们那几年几乎天天都在干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疆对上证报记者说。
石油是“黑”的
除电力项目审批外，石油、煤炭同样是另一个腐败高发地带。
以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来说，一个已流传甚广的段子就是被调查时他家中被搜出上亿元现金，并烧坏四台点钞机。魏本人也因此得到“亿元司长”的诨号。
但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一亿元对一个手握大权的副司长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贪一个亿算啥？煤炭好的时候，有煤老板叫嚷：我立马可以提给他一个亿，因为他的一个签字就可以让我成为十亿甚至百亿富翁。”能源专家、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对记者说。
上述江苏电厂负责人也表示，魏鹏远一个人要管那么多项目，就算每个只收三五百万，20个就是一个亿，如果大家都这么搞，别说一个亿，贪五、六个亿都很正常。
相比之下，石油领域的腐败则差异很大——涉及上游的项目，往往和煤炭一样涉资惊人，但下游领域则各有乾坤。
原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赵友山告诉上证报记者，十多年前，负责审批油库和石油企业批发权的部门就权力很大，有些企业啥都没有照样批，有些企业手续很全却就是批不下来。
“所谓的门槛都是设给那些没有能力的企业看的。对一些有能力的企业来说，弄个假材料都能拿到批文。”赵友山说，所谓“有能力”就是指企业有没有给相关负责人送礼，如果企业不送，他们就以种种借口说企业不符合条件不给批，逼得企业只能掏腰包。
具体要掏多少？赵友山透露，当时要拿一个成品油批发资质，企业普遍要给分管负责人20万。而成品油批零环节同样存在无孔不入的寻租现象，尤其多发于过去成品油定价机制未理顺、市场上“油荒”频仍之时。
业内熟知，每当“油荒”来袭，“黑市油”就会纷纷浮出。而每逢这一时刻，两大石油集团地方销售公司的办公室总是人头攒动——市场上油越紧张，销售公司手里的成品油批发“条子”就越珍贵。而那些拿到油的民企往往并不急于销售，大多“囤油”待涨。于是，一边是“黑市油”价水涨船高，另一边则是“油荒”愈演愈烈。
在此期间，以黑市油为寄生对象的油贩子漫步在市场的灰色地带、游离于法律的真空区间。他们嗅觉敏锐，如影随形，通过囤油、倒油、掺油牟取了巨额暴利。
“成品油黑市是由能源领域的垄断造成的，而垄断必然导致腐败。”中国石油业国际产业投资联盟秘书长崔新生颇为隐晦地告诉记者，中国的民营油企大多是“腐败式”生存，“只要把相关人士的私人问题解决了，则公的一块不是问题。”
“石油是黑的！”崔新生最后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句双关语。
反腐的本质就是反垄断
在很多人看来，中央针对能源领域连续打出的反腐重拳，除了要涤清行业生态外，另一大重要目的还是为下一步改革扫清障碍。
“刘志军和蒋洁敏的被抓对所有央企都是个警示：这轮改革中，不存在有人能挡路的问题。”一位中央智囊人士对记者说。
在他看来，能源局官员的腐败虽然恶劣，却还不及国企腐败为害深远。后者经过长期垄断的熏染，已形成一个个利益群体，就如同拥有强大自我复制能力的DNA分子一般，借助自我强化与再造，渗入经济、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实现对国家经济生态的深度掌控——经济寡头由是形成。这是腐败背后的真正威胁。
“本质上，能源反腐就是反垄断，而垄断在经济领域的代表就是利益集团。”吴疆说。
在吴疆眼中，电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电力领域的很多事，电网只有满意了才去干，不满意就不干，如内蒙古电力外送，发改委批了几条特高压500千伏，已经核准了，电网就不开工，逼着能源局批特高压1000千伏。经过多年垄断，电网企业已缺乏制衡、难以监督。”
这里的垄断包含了四重含义：一是调度垄断，即之前作为公共权力的电网调度进入到企业，且是作为市场交易一方的企业；二是业务垄断，独家买卖令电网成为唯一的买主和卖主，可充分享受压价；三是规模垄断，如国网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力企业；四是上下游垄断，电网不仅一家采购国内80%的电力设备，甚至还把生产特高压装置的企业都收购了，既模糊了成本，更阻碍了技术创新。
“四重垄断在市场经济中很罕见。因为垄断本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其在有机制保护创新的情况下不可能永远存在。但中国的情况是通过制度固化了垄断。”吴疆说，“电力行业作为基础产业，沉淀资本非常高，每年约有一万亿投资，这使垄断格局几乎无从改变。”
而反腐的目的就是为了切断垄断利益集团向经济寡头突变的基因链。为此，需要一场真正的能源体制革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进行电力、油气体制改革的真正原因，而反腐则为此做好了铺垫。事实上，在改革过程中，腐败常常如影随形。但随着“腐败”这一“寄虫”的膨大，其对“寄主”——“改革”也日益构成巨大的威胁。故此，用反腐来腾出改革空间、再用改革来肃清腐败温床就成为中国必须走、或者说不走就无以为继的必由之路。
“现在外界认为抓人是为了给改革扫清障碍，但如果再过几年还是光抓人、不改革，那抓这么多人仍旧没什么意义。能源制度不变革，人永远抓不完，还把新人给害了。”吴疆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凤起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能源腐败与能源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在高度集权批项目的体制下，很多审批都得走非法道路，且数额惊人。
他认为，能源领域的计划经济烙印很深，很多问题都涉及利益群体，后者要向上层做各种工作，有些合法，有些就可能隐蔽。正因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的“推动能源体制革命、还原能源商品属性”行动就变得格外迫切。
从这个意义而言，一系列的反腐行动就是给这场革命扫清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