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八大王”被抓，我们很感慨，“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身处其中，只是因为规模小而没受关注。不久“八大王”平反，政府鼓励发展经济。
在当时，成立一家企业还是容易的，不需要太多审批，只要申报材料符合要求即可注册登记。但如何给企业定性，政府颇费脑筋。我们温州当地的领导思想比较解放，允许3个人就可以搞1个股份合作企业，怕人家说“姓资”，就在企业性质一栏后面加括号，注上“集体”二字。
“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是当时最沉重的思想包袱。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就不敢再扩大生产，再扩大就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想要政府批点土地给我们建厂房，一个领导跟我讲，“小南，不要搞大了。”我知道他是好心。那时很多人给中央写信，说温州被“修”（修正主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还有产品质量问题。当时，温州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国家有关部委发布了《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做工业产品的单位都要有生产许可证。
为合法生产、顺应形势，从1986年开始，我们积极申领许可证，从参加县里培训，到市里、省里审核，一直到机械部检查验收。我们三番五次才请到上海老工程师到厂里帮忙，光图纸、材料，就可以装一卡车。生产、质量该怎么管理，都是那时候学的。1988年，我们如愿拿到了国家生产许可证。当时的想法其实很单纯，我们把质量做好，满足市场需要，万一将来做大了，即便被认定为资本主义、不允许干了，那就充公给国家好了。
1989年，国务院八部委联合组成工作组来温州打击、整顿假冒伪劣，我们因为有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过硬，反而成为了被扶持的对象，生意一下子火了。
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到温州考察，市里领导叫我去汇报，我主动向他汇报我们厂是做什么产品的，还特别告诉他，我们的企业性质是“股份合作，后面还有个括号，写着‘集体’二字”。
他听罢大笑道：“不要担心，股份合作就股份合作，不用‘括号集体’，戴顶集体的帽子。不戴帽子，光着头不是更凉快吗？”他还说，温州小企业多，但缺少大企业。假冒伪劣的现象不仅温州有，全国都有。一定要培育大企业，有大锣大鼓敲起来，杂音就静下去了。
为了扩大规模，1991年，我们开始组建中外合资公司。因为那时候民营企业无法审批建厂房，只有中外合资企业才有土地指标。直到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大家的思想包袱才彻底卸掉。整个温州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
随着企业越做越大，为国家多缴税，为社会多创造就业，企业的价值取向自然而然地和政府越来越一致。当然，双方所看角度不同，短期目标也可能不完全一致。这时，我们最好做下换位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感受到政策环境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未来30年，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觉得政府的经济社会改革方向越来越明确，改革的决心也越来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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