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勇健在媒体采访时表示，随着装机量的增长，电价补贴的压力也很大，会考虑限定电价补贴上限，引导产业理性发展，并不是所有的装机量，都可以通过补贴来扶持，这对光伏企业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至于补贴上限具体定多少还要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才能确定。
设定补贴上限是中国光伏行业早晚会做的事情，早前，澳大利亚就在第五能源法案中设立了67亿欧元的补贴上限，今年7月1日起，由于补贴上限已过，澳大利亚正式取消对光伏行业的补贴。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光伏产业由“事前补贴”转化为“事后补贴”，也就是说今后几年，中国不管每年建设多少吉瓦的光伏电站，国家财政都不可能一次性了事，在20~25年的运营周期内都必须支付相等的补贴。随着中国光伏市场的启动，2020年之前，中国光伏市场每年新增装机量都会超过10GW，这意味着国家财政面临的压力会成倍增长，2020年以后国家财政需要每年给100GW的光伏系统发电量作出补贴。因此，设立光伏发电补贴上限是中国政府早晚会制定的政策，只不过，这似乎又和国家能源局制定的既定光伏装机目标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中国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设立了35GW的装机目标，预计“十三五”规划肯定会远远高于当前，2020年之前100GW的装机目标是不成问题的。上述装机目标不是民间机构也不是企业家的个人猜测，是国家能源局正规文件中明文规定的，势必会对企业战略决策发挥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国家既然公布了既定装机目标，就应该事前做好了测算，每年国家财政需补贴多少，每年又需新增多少，这笔补贴款项从何而来，是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还是通过提高电力售价，如果政策制定者头脑发热，重大关键问题没有想清楚就去公布“十二五”规划，中国光伏市场操作运行就会困难重重。
如果政府事前已经对补贴款的来源问题胸有成竹，则只需对装机量做严格控制即可；如果对补贴来源问题没有解决，制定光伏装机目标又有何意义？国家每年可以设立补贴上限，如果光伏发电成本下滑速度缓慢，不一定能够满足年度既定的光伏装机目标需要。反之，如果光伏补贴下滑非常快，国家补贴上限能够带动更大的光伏市场，远远超过光伏既定目标。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只可以在光伏装机目标和光伏补贴上限之间选择一个控制措施，要么把既定目标降低，每年完成一定比例的装机量，要么把补贴上限明确，通过不断调整补贴力度，来决定一定比例的钱每年可以开启多大的光伏市场。
一旦设立光伏补贴上限，就意味着国家财政已经面临很大的压力，年度光伏装机量到底会有何变化不得而知，这需要根据光伏发电成本的变化情况来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补贴上限额度一定会低于目前国家需要支付的补贴量，否则设定补贴上限就没有了意义。届时，补贴蛋糕缩小了，如果光伏行业还想保持目前的装机规模，必须大力降低光伏发电成本。
此外，笔者还有一个疑问，中国光伏总装机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膨胀，如果设立年度补贴上限，是指每年额外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来发展光伏产业，还是每年就给予光伏产业一定数额的拨款，这些拨款中包含了政府对以往已经建设完工的光伏电站项目所应该按季度支付的电费补贴。如果是后者，恐怕给予光伏产业的压力会非常大，政府蛋糕既要照顾前面所建量，又要发展新增装机量。
总之，虽然政府在装机量和补贴量方面的言行不一，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光伏发电成本仍然太高，不适宜大面积应用，中国政府表态大力支持是一回事，所面临的压力又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也给光伏行业提了个醒，即不要一味的关注政策创造的市场空间，行业到底有多大潜力关键是看光伏发电本身的竞争力。当行业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并且每年的发电量给政府带来的财政负担需以20年或25年计算时，政府自然会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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