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被问到对能源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 1979年经济学家Daniel Yergin在哈佛商学院的一个讲座上谈到了这个问题。由于美国在1970年后石油产量一直下降，Daniel Yergin声称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他谈到了“石油峰值”：即全球的石油产量将会在到达一个峰值后开始下降。那个时代，美国陷入了能源危机的泥潭，且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今天，这一说法依然正确。但是，现在Yergin更多是向世界各国领导人鼓吹未来有足够石油，他宣称技术进步将继续为我们带来大量可用的石油，峰值“依然遥遥无期”。
这些石油十分充足的消息占据着媒体和政策领域。虽然，那些预测石油产量将不断上升的言论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并没有降低它们的吸引力。自1956年M. King Hubbert（曾经在壳牌石油和美国地质调查局工作）准确地预测了石油峰值以来，石油悲观主义者已经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指导。为何这些报道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
我相信人们更想听到正面消息。非常多的情况下，科学家和分析家们以“危险”和“损失”为措词进行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讨论，但只招来了漠不关心和阻力。如果这些复杂话题只能被那些掌握了高度技术性术语和理念的人所理解，那么这些信息并不能起到太多的作用。
使用“解决方案”、“转型”与“韧性”等语言来讲述一个正面乐观的故事，将更有说服力并更有可能推动有效的行动。一个小镇不太可能单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建设一个风电场，但可能因为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改善当地的经济、加强社区的联合并增加自力更生的能力而支持这一工程。
对未来能源供需及价格深切关注
国际能源署（IEA）和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等机构，大银行和媒体不断地安抚我们“能源供应将满足未来的需求，技术进步将使能源维持在可接受的价格下”。美国的页岩油被吹捧为能源博弈的颠覆者，据称美国将在2020年超越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现实是，提供价格合理的燃料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传统石油的产量在2004年年底停止增长。2004年到2012年间，每年石油工业投资6亿美元，油价增长了将近4倍，但平均年产量只增长了4.3%。这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阻碍。
EIA对未探明技术可开采（但不一定经济可开采）页岩油资源 “高度不确定”的估计结果是580亿桶——只够美国用8.6年。通常，媒体和能源工业界宣称美国能满足自身100年的天然气需求。然而，按照美国2012年的消费量，其探明干气储量只能持续12.5年。
IEA期望中东的石油供应能够在2000～2030年间翻倍，同时加拿大的油砂、委内瑞拉的重油以及液化天然气（天然气被转化为液体燃料）产量可以增加10%。数年前生物燃料被认为是一个有前途的应对措施。现在来看，这些预测似乎是可笑和荒谬的。
乙醇燃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昂贵的低质量燃料，它抬高了食品价格并导致了2007年发生在墨西哥的“玉米饼暴乱”。加拿大油砂的石油产量在2012年达到了160万桶/天，但只超过了2006年预测值的一半。重油和煤炭液化燃料还未达到经济上可承受的规模。在2005年被政策制定者和工业界代表鼓吹的，作为能源转型愿景的“氢能经济”也不再热门。
这些能源将保持充裕的结论一般都基于描述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模型，而非基于实际的资源储备，并做了可能有偏差的假设。因此这些故事中，许多都存在瑕疵。
在油气公司和能源机构有着数十年经验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预计，全球液体燃料的供应将在2020年前开始下降。包括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的Jean Laherrère，英国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Colin Campbell，地质学家和社会企业家Jeremy Leggett，前IEA石油分析家Olivier Rech，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Michael Kumhof在内的预测家们看起来似乎更接近事情的真相。目前，很少有人听说过他们，媒体也往往忽视他们。关于能源政策有意义的公共讨论在此过程中被堵住了。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正能量
科学家们必须学会像广告商和游说团体那样讲述激发人们兴趣的关于能源、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的故事。如果我们想要推动能源转型并预防气候变化，就必须提供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钱不会投入到问题中去，只会投入到问题的解决中去。我们应该以乐观的、易于处理的方式提出方案，并把它描述得符合特定的世界观。
加州Lancaster的 Mojave Desert市采取了积极的策略来推动该市成为美国第一个零碳排放城市。
“我们无法自上而下解决气候变化，但是可以很容易地自下而上解决。”Mojave Desert市市长Parris在今年4月份的一次能源会议上说。他没有消极地恐吓市民，而是放大了该市建筑和规划部门的权利来鼓励太阳能发电。现在Lancaster已经成为全加州人均太阳能生产量最大的城市。
它同样成为加州第一个要求开发商在新建房屋时为每家至少安装1千瓦太阳能发电容量的城市。加州的小镇Sebastopol也按此方案行动，规定所有的新建筑、房屋增改建都必需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这一自下而上的方法同样被用于堪萨斯州的农场小镇Greensburg。在2007年一场龙卷风几乎摧毁了该镇的大部分地区后，居民们走到一起“毫不犹豫地讨论起绿色建筑”，市长Bob Dixson说。他们精心制作了一个新的宗旨，专注于“为了后代而一起工作”。该镇要求所有的新建筑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的生态建筑评分系统进行认证。该镇通过公私合营的模式新建的社区风电场，将12.5兆瓦电力中的一部分出口至附近的镇。
转型中的城镇（包括像亚利桑那州的Tucson和荷兰的Groningen这样形形色色的地方）通过建设社区花园，建造太阳能发电系统以及分段河流清洁等，寻找使自己居住的地方更加可持续的方法。这一网络目前包括了全球上千个这样的城镇。
为何这些地方性方法能够成功？人们喜欢感觉到自己是整个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受限于不可捉摸的石油独立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人们喜欢抓住乐观的，给他们希望的事情。有效利用这种感觉应该成为寻找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人的共同目标。
我相信这些地方性措施一定可以帮助我们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转向可再生能源，从个人交通转向公共交通。我们应该提倡能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回购电价机制，更好的轨道交通网络，方便骑车的街道，本地化的食品生产以及建筑环境的改善，而不鼓动间接的和惩罚性的政策机制（如碳税）。
关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负面策略，它们并没有激起公众太多的响应。现在可以尝试采用积极正面的策略。正如一个经典的销售名言所说的那样：“推销的是煎牛排的吱吱声，而非牛排本身”。
（作者系加州能源分析和咨询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