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价的扭曲使得对国家电网等电力企业的经济评价成了难题，因为很多复杂的价格因素没有厘清，人们也很难说清企业是干得好还是不好，可以说你干得好是因为电价高，干得不好是因为没涨电价。人们说国企不好，无外乎就是认为它低效，但是低效是怎么造成的?难道规模过大就是低效?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就想一拆了之，这种思路，我不赞同。
记者：就您所了解的国外电力体制改革的情况，如果国家电网拆分，会对资源配置、电力投资带来哪些变化?
周大地：电网拆分和2002年发电企业拆分为五大集团有区别。电网拆分会直接导致对整个电力规划、项目优化的协调控制能力的减弱。所谓靠无序竞争达到优化的理念，带来的很可能是更没有优化和规划的动力，各方都从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出发，无效、低效竞争的势头可能会很大。现在全国各地重复建设、产业雷同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当然也有人说，市场会教育他们，但教育结果往往就是大量的国家财富流失，而流失的都是国有银行的钱，都是大家的存款，是全社会的损失。
在资源配置方面，由于利益关系更复杂了，协调起来更难。比如风电、水电由西部向东部的输送和消纳问题，不同地域的电网会有不同的诉求和压力。那么，最后谁来协调这个事?在这些问题没弄清楚以前，盲目提出拆分，我觉得没有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当年把贵州电网划到南方电网，是因为其水电充足，可西电东送，否则它也不该归属到南方电网。所以把电网拆得小了，未见得就能合理调度，总是想通过拆分来解决问题，不管从技术上来讲还是从体制上来讲，都没有太多的理由。
拆分的试错成本非常高
记者：在电网安全这方面，我们听说有一个观点：电力系统的安全实际上是对社会发挥了最大的经济性。大停电对社会的影响太大了，您觉得“拆分”对电网安全是强化了，还是减弱了?
周大地：这要看分开以后，是否有电网统一调度，没有总调度的话，对电力运行体制会有很大影响。大家需要把契约系统做得非常完整，这是有很大代价的。这种情况下，各个电网之间要用契约的方式确定关系，比如某处缺电了，出了问题，对下面电网有影响，安全责任究竟如何界定。
很多大停电的发生就是由于安全责任的互相推诿。从技术上讲，可以根据不同的电网结构和所有制关系，设计不同的管理模式。但是现在没有谁可以肯定地说，分开以后管理模式就肯定比统一管理模式更优化，没有什么可信的证据可提供。如果只是说拆了之后“试试”，试错的成本非常高。
而在电网实行普遍服务方面，也还有没有捋清的事，一方面要搞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利益和投资的问题上没有界定清楚，哪些是属于公益性质的?国家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支持?尤其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供电问题，交叉补贴问题，都混到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搞所谓的彻底市场化，我觉得是不科学的。
记者：从当前我国能源形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您对电力改革有哪些建议?
周大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环境资源的约束问题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在能源投资、能源保障能力建设方面又确实做了大量工作。
现在的命题之一就是，从未来经济发展的转型方面分析，能源行业到底怎么办?如果能源行业本身完全按照过去的外延式的、扩张式的经济发展来进行能源供应和准备，那以后肯定会面临能源供应过剩，投资无效的问题。
第二个命题，就是能源系统本身的优化。电网系统的优化还是非常重要的，是接受了市场的教训之后再优化，还是理性地提前进行优化?现在还是可以进行一番讨论甚至争论的。其实，发达国家很多电力系统也未见得就优化，所以不必把西方国家的状态看作理想状态，他们也大面积地断电过，也有教训，而且很多国家的电价也不比中国便宜。
记者：您对国家电网公司在优化配置方面有什么建议?
周大地：我建议国家电网公司加强理论研究，尤其是在电网投资的定价理论方面。我国电价的两难困境是什么?一方面大家都认为电价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电价管理也有很多矛盾没有调节好，但另一方面很多人感到为难的是，大家不掌握电力供销的数据。所以电价改革就成了想改的人不知道怎么改，知道数据的人又无权提电价改革方案，大家都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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