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澳方朋：不要“做砸”中国太阳能行业

    财新记者：针对欧美制裁可能的最糟情景，中国的太阳能行业有一些怎样的准备？

    方朋：中国现在整个太阳能行业50%到60%的产品都是销往欧洲，几年以前可能80%到90%都是销往欧洲。所以要是欧洲双反，对中国太阳能制造业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可能几十万人的工作、200亿欧元的贸易都受到影响。

    如果说要准备，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是打开国内市场。中国原来认为，太阳能先在其他地方发展，中国慢一步，90%的产品都是出口。所以过去国内市场发展得慢了一些，但去年开始已经加快。去年中国已有3吉瓦（GW）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全球第五大，今年可能会冲到全球第一、第二，今后几年基本上全球最大量的产能会在国内消化。

    现在中国的西部，青海、甘肃等，都是光照非常好的地区，并且也有土地，只要1%的土地利用起来就可以产生全国所需的电力。这些地区自去年开始大规模地建设太阳能电站。但现在要输送到东部还有输电线的问题，真正要用起来还有一个过程。但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另外中国的东部也开始利用屋顶进行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地铺开，这更接近于终端用户。这方面原先就有一个“金太阳计划”，本来可能只有几百兆瓦，但现在要扩大一二十倍到几个吉瓦，这样可以缓解一些过剩产能。

    第二，我认为政府和行业协会本身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可以进行限产，为什么我们太阳能行业不能自己限限产？还有出口的价格，是行业协会和政府海关事实上可以控制的。从WTO的角度来说价格控制是灰色地带，但实际的解决过程中，像汽车工业，日本当时都采取过这种措施。也就是控制自己的同时，只要对其他国家也有好处，人家就不会反对你。这样可以减缓对欧美市场的冲击，同时维持自己行业内部的秩序。中国内部现在严重产能过剩，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太阳能非常赚钱，所以各种民间游资都投进来了。

    解决产能过剩有几种办法，一是让它自由破产。中国现在也不是说不能让企业破产，但破产的过程可能比较痛苦、比较复杂。我觉得中国的政策应该让质量、技术不好的企业淘汰掉，因为这是产业整合的过程。政府和行业协会不应该抗拒这样做，最后只会害了自己。中国现在有上千个光伏企业，但其中前十名就占了60%的市场，有95%的企业都达不到规模效应、没有技术、没有质量。这些是逐渐可以淘汰出去的。针对这些企业，国内应该放开，不给他们特殊的支持等，把他们逐渐淘汰掉。

    另一个办法就是限产。行业协会是不是可以分配产能、限制出口。欧佩克也是这样，价格一不对就限产。中国的行业也有这样说的，但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执行。

    另外我认为中国还应该对国际行业更加开放，欢迎他们到中国来。前些时候我和一些欧洲企业的领导人也说，你们原来认为自己有技术、有市场，所以不去中国投资，中国欢迎你去投资的时候你没去，你们认为中国这些企业做不起来。其实你如果去中国投资了，中国政府给企业的这些贷款、抵押条件，你也可以拿到。当然中国政府现在也还是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太阳能行业。所以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观念，就像西门子、大众汽车等都将制造基地放到了中国，欧洲企业仍然可以有繁荣的机会。

    记者：你对中国太阳能行业的未来看起来相对乐观？

    方朋：太阳能是中国经济升级转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当然各企业还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但中国企业需要把握这样的机会，不要做砸了。发展太快可能会做砸，没有持续的竞争也可能会做砸。

    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没有真正经历过一个大型产业的早期阶段。我们认为它好，就认为它没有周期地无限好，但实际上发展是有周期性的。比如半导体行业，30年经历了七个周期，以年均11%的速度快速增长，经30年达到饱和，但中间是有起落的。太阳能行业的发展当然可能周期更短，震荡性也更强。现在有些企业家认为，太阳能很好，我要做全球最大，大家都要做全球最大，把未来三个周期的投资都提前做了，所以产能过剩很严重。其实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表象，就是过剩经济，因为资本趋利，只要赚钱，资本就涌入，过剩，淘汰一批，又重新上升的时候，好的公司就变得更大。现在行业遭遇调整，就有些人过度悲观。过度悲观是不对的，就像前两年过度乐观也不对。

    中国的政府、银行也在学习。中国政府当然是好心，但是拔苗助长，中国去年20个城市宣布要做“千亿光伏产业”，这加起来大概比全球市场的需求还要多。政府应该分清该管的和不该管的。比如无序的降价，一些不成规模的企业把低质量的产品卖出去，既影响中国企业的形象，又造成市场的混乱，这些是政府、海关、行业可以管的。不该管的，就比如一些企业破产淘汰的自然过程中，政府不要人为干涉。中国还是要进一步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下，保证行业健康、优胜劣汰。

    记者：一些研究者谈到，在新能源中，太阳能原来并不太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

    方朋：应该说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是非常重视了。以前“十一五”计划的重点是发展核能。但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后，都在重新思考。包括一些学者，都没有意识到太阳能已经可以大规模的应用，他们举的数据就是风能占中国能源消耗的4%，太阳能连1%都不到。所以宣传还不够。政府层面，关键性的部门已经理解到，太阳能现在已经非常有竞争力了，所以也在积极促进。但整个社会，包括学术界等，观念还不够新，也是因为产业发展太快了。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德国的技术、市场应用的案例也已经证明。太阳能已经占到了德国能源消费的30%。

    记者：你也在会上举了德国的太阳能产业政策为例。在你看来，德国的政策很值得借鉴？

    方朋：德国的FIT（上网电价）制度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这种补贴制度其实不是为了永久的补贴，而是为了让产业链变大，实现规模经济后就可以降低成本，然后就可以转为市场驱动。这个政策在德国实行、全球复制后，成本在过去十年迅速下降，现在已经很接近平价上网。最主要的目的已经非常成功了。太阳能产业从科幻变成了现实，接下去很快就可以依靠市场驱动了。现在开始取消补贴，对市场不会有太大的扰乱，虽然过渡阶段会有一些不稳定性。转型过程中有一些不稳定是肯定的，但长远来说这些都是正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取消补贴的力度不要太猛，要把发展速度和市场稳定化。

    记者：刚才会上也讨论，需要在激励，也就是合法的补贴与非法补贴之间做出区分。现在太阳能发电已经快要接近上网平价，这个时候你认为应该采用何种形式的激励，才是一个合理又合法的补贴？

    方朋：这个形式已经很清楚，我觉得欧洲就是要维持目前的政策，把砍补贴的速度放缓。中国国内其实也是跟欧洲学的，所以我说欧洲反中国补贴没有意思，因为我就是跟你学的。第二，中国应该加快开放国内市场的速度。这就涉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中国在东部也在鼓励接近用电端分布式的太阳能。比如你建工厂，在房顶上装太阳能，那我给你一些电费补助，政策上让你可以入网。虽然西部发电的输送条件不具备，但东部在房顶发电，可以达到太阳能市场的一半。比如美国如果在房顶装满太阳能板，就够它全国用了，都不用再去专门建电站。中国的日照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比起德国也并不差。

    这些已经在展开，只是说规模怎么扩大，政策怎么开放，怎么实现。中国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走别人五年的道路。这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各省说有补贴、中央说有补贴了，但补贴找谁拿？你电站做好后并上网了，到供电局去拿补贴，供电局的钱拨下来以后怎么分配、怎么最后能取到，这些都还不能实现。还有各地征用的土地、房顶，很多法律的问题，将来怎么投保、出了质量问题怎么解决，都需要逐渐清晰。还有土地，各地政府欢迎你来做太阳能，他以为太阳能赚很多钱，开始做以后，原来土地免费，现在说要收你10%的使用费，但他不知道整个太阳能行业的利润就是8%。这些都需要一个学习、磨合和调整的过程。

    记者：现在国内有一些光伏企业也在欧洲投资，这样未来如果欧洲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发起制裁的话，可以绕过去。晶澳是否有此考虑？

    方朋：是应该鼓励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或是鼓励中国银行支持企业到欧洲投资。我们也一直在看，现在欧洲有一些投资机会，但目前他们的成本状况与产品价格相比是没有竞争力的。如果说从商业角度看可以在这里投，我们肯定会投。但现在从商业角度看是肯定会亏本的。如果未来欧洲真的加征很高的关税，那有可能。

    其实现在整个欧洲市场的量，能持平就不错了，很可能还在萎缩，因为太阳能发电已经装了很多了。还有很多当地的补贴政策正在减少，很多市场也在一个转型的阶段，从原来的FIT政府补贴转到市场驱动的过程中。所以欧洲市场短时间内还不太稳定。

    现在发展比较快的其实是一些新兴市场，比如中国、日本、南美。美国也在兴起，但现在在反倾销。还有非洲。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走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