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变暖风险不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的当下，气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近期美国与欧盟在气候政策上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一差异化路径不仅可能改变全球气候治理的动态，也对绿色技术投资、能源结构转型和国际合作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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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保政策全面倒退，短期能源利益优先
2025年5月，美国环保署(EPA)向白宫递交拟议规则，计划取消针对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的联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EPA在文件中辩称，发电厂碳排在逐年下降，其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微不足道”，不再需要强制约束。但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2023年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约25%，相当于13.6亿吨，超过许多中等国家的全年排放。美国前环保署负责人和多个环保组织警告称，此类政策不仅违背科学共识，也可能违反《清洁空气法》下的法定职责，并最终在法院被推翻。
美国政府近期还宣布撤销电动车销售比例规定、削减环保预算逾半、终止对碳捕集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联邦支持。这些举措均以“降低监管负担、保障能源自主”为名，引发了广泛担忧，美国似乎将退出全球减排竞赛。
不过，在联邦政策层面出现明显退步的情况下，美国私营部门，尤其是科技巨头，仍在积极推进绿色转型，试图在缺位的政策背景下填补领导空白。苹果承诺其整个供应链在2030年实现碳中和，已在全球部署多个太阳能和储能项目。谷歌自2020年起实现运营碳中和目标，并正努力在2030年前所有数据中心和办公室实现100%无碳能源运行。微软更进一步，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负排放”，即回收历史排放量，并投资碳移除技术与自然解决方案。亚马逊虽因其物流系统碳足迹庞大备受批评，但也于2019年发起《气候宣言》，承诺204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并订购10万辆电动送货车以推进绿色配送。这些企业的行动虽非强制，但已实质性影响其全球价值链与投资方向，并推动绿色创新和环保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在政策反复的美国，科技企业正逐渐成为气候行动中的“影子政府”。
欧洲：私营部门积极主张更高气候目标
同样是企业层面，欧洲企业和投资机构正加大对强有力气候政策的呼吁。5月27日，由剑桥大学企业领导力气候联盟(CLG Europe)组织的联名信获得超过150家机构支持，力促欧盟在即将决定2040年目标时，设定至少90%的减排幅度(相较1990年水平)。签署方包括安联、法国电力公司(EDF)、施耐德电气、惠普企业、特里奥多斯银行等，代表多个关键行业与管理资产超过7000亿欧元的资本。这些企业认为，设定雄心目标不仅是对气候的责任，更是经济机会。他们指出，绿色产业在2050年前将形成超过10万亿美元的市场，早期布局可以带动就业、提升能源独立性、增强全球竞争力。企业尤其强调，清晰的政策路线将吸引私人资本流入绿色技术与基础设施，降低转型风险。
两种路径带来不同的后果
从市场层面看，欧盟在碳市场机制、可再生能源法规和绿色金融方面的领先优势将继续扩大。碳价格信号稳定且逐步加强，使企业可以提前调整投资结构。而美国的政策回撤则可能带来监管不确定性、市场混乱和投资迟疑。法律层面上，美国的放松监管可能面临激烈司法挑战。《清洁空气法》授权EPA必须监管有害空气污染物，温室气体已在2010年被确认为公共健康威胁。环保组织表示，他们将采取法律行动阻止新规落地。
美国和欧洲在气候政策上的“分道扬镳”，揭示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与脆弱性。未来，全球能否达成一致减排路径，不仅取决于科学数据，更取决于政治意愿和商业信号。国际社会需要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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