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19年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说明》显示，2019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预算数为835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加48.9亿元，增长6.2%;2019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支出预算数为866.1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加27.22亿元，增长3.2%。
此外，延续了7年的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发放机制或将成为历史。近日，有消息称，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就《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两份文件征求意见。按照征求意见稿，国家将不再发布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所有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填报电价附加申请信息，并由电网企业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确定的原则，依照项目类型、并网时间、技术水平等条件，确定符合电价附加的项目名单和补助资金拨付顺序。
10月1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陶冶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上述政策落地，对于未进入前7批补贴目录的更大体量的项目将直接受益，对于项目经济性和企业现金流的改善都具有一定意义。同时，未来绿证配合消纳责任权重在解决补贴缺口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要发挥绿证更大作用，有效扩大绿证交易量，就需要降低绿证交易门槛。
欠补之痛
过去几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水涨船高”，相应的补贴资金缺口也如滚雪球般持续增长。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超过1400亿元。
千亿补贴拖欠压力之下，堪称光伏行业第三次危机的2018年“5·31”新政出台，迅速冷却2014-2017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火热市场。在补贴降低、规模指标压缩的影响下，以拥有电站重资产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压力暴增，宛如咽喉紧扼。
据记者统计，2018年，在26家光伏上市企业中，超六成企业的业绩同比出现降低或亏损，多家企业的业绩下滑幅度超300%，企业商誉减值、资产减值和存货减值等情况屡见不鲜。
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5·31”新政之后光伏电站交易开始活跃。企业纷纷抛售电站资产断臂求生，承受压力之重不言而喻。据《2019中国光伏电站资产交易白皮书》不完全统计，2018年上半年中国光伏电站资产交易容量为50MW，较前两年保持稳定，下半年则陡增至1295MW。
由于可再生能源补贴长期拖欠、融资成本高企及高负债运行等问题，加上 “5·31”新政的重创，曾经重资产运营的协鑫新能源(00451.HK)于2018年以来便开始战略转型，向“开发-建设-合作-运维”轻资产及售后管理服务输出的经营模式转变。在频繁抛售电站基础上，协鑫新能源在2019年6月还酝酿转让51%股权给华能集团。
民营企业之外，带有国资“基因”的熊猫绿能(00686.HK)也未能独善其身。
为偿还债务及改善经营现金流，熊猫绿能从2018年以来“自救”动作接连不断。以2019年下半年为例，熊猫绿能率先拟引入北京能源集团作为股东，后又密集抛售电站资产。9月初，公司密集发布公告，拟以1.985亿元向招联绿昌新能源及山西丝路电力亏损出售招联绿昭及招联绿奕全部股权，还要作价2.39亿元出售山西神池两个风能发电站95%股权。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两家企业转让资产的背后，正是由于可再生能源补贴迟迟没有兑现。截至2019年6月30日，协鑫新能源电价补贴应收账款总计88.11亿元，熊猫绿能电价补贴应收账款总计37.63亿元。
2019年，风电、光伏发电快速过渡到竞价和平价时代，而多数民营企业却开启了“紧衣缩食”过日子模式。其中，部分民营光伏企业放慢电站扩张步伐，与此同时国资企业则反而乘势加码新能源。
风电龙头金风科技(002202.SZ、02208.HK)的一位员工曾向记者透露，公司不仅压缩一定比例的经营成本，还有可能出售电场融资回笼资金。从金风科技2019年上半年业绩也可以看出，公司业绩表现为增收不增利，其中营业收入157.33亿元，同比增长42.65%;净利润11.84亿元，同比下滑22.58%。
由于电价、可再生能源补贴等方面存在重大不确定性，10月9日晚间，中闽能源发布公告称，放弃对木垒大石头200MW风电项目的投资，放弃对中闽(木垒)风电有限公司8500万元出资额的出资。
此外，从智汇光伏统计的2019年光伏竞价和平价项目名单中也可以发现，民企获得指标规模6200MW，国企获得7613MW，全球第二大光伏电站运营商协鑫新能源却排在了第12位。
北控清洁能源的一位项目开发负责人告诉记者，受电价下调的因素影响，风电行业抢装潮再现，并且几家大国企都在各地争抢新能源市场。
补贴发放机制或生变
不过，这种苦于补贴拖欠的光伏和风电企业或将迎来一些新变化，资金压力也有望缓解。
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从销售电价中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用于鼓励和支持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当然这也是补贴资金的主要来源。次年，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标准为2厘/kWh，2016年起提高至1.9分/kWh。
但是，多重利益博弈之下，实际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资金额并不理想。因此，补贴拖欠问题愈演愈烈。有数据显示，前7批纳入目录新能源项目每年补贴需求在1500亿元以上，而实际每年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补贴金额仅有800亿元左右。
从规模上看，纳入前7批补贴目录的风电项目约109GW，光伏项目约50GW计算，截至2018年，尚未进入补贴目录的风电项目75GW，光伏项目约124GW。
从2012年开始，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出台《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发布第一批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目录，经过审核进入补贴目录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按规有序地拿到财政部发放的补贴。
截至2017年3月，财政部启动了第七批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申报工作，后于2018年6月补贴目录名单公布，这也意味着2016年3月之前的项目装机规模拿到了补贴通行证。
不过，第八批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申报工作却迟迟未开展。
9月底，有消息称，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就《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两份文件征求了相关企业意见，并关于当前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兑付等相关情况又给予了新规定。
若新政落地，这意味着执行了7年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发放机制将成为过去时。按照征求意见稿，国家将不再发布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所有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填报电价附加申请信息，并由电网企业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确定的原则，依照项目类型、并网时间、技术水平等条件，确定符合电价附加的项目名单和补助资金拨付顺序。
同时，补贴资金按年度拨付的原则，由财政部根据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入预算、补助资金申请情况及基金入库情况，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省级财政部门，由电网企业按照目录优先顺序兑付补助资金。
为何发生这样的变化?陶冶认为，目前随着越来越多优先补贴项目出现，将项目是否纳入国家补贴目录作为一种市场交易的前置条件，不利于项目交易和资本市场融资，尽快确定应该享受国家补贴资金的资格对于行业和项目来说尤为重要。
一个利好方向是，原则上补贴资金将每年发放一次，2019年以后新建的竞价项目会及时发放。其中，光伏扶贫等项目可优先拨付补贴。
此外，陶冶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还认为，如上述政策落地，对于未进入前7批补贴目录的更大体量的项目是直接受益的，是100%拿到补贴资金，还是拿到一定比例的补贴资金，对于项目经济性和企业现金流的改善都具有一定意义。并且，从未来有限资金的分配来看，拿到同等比例应收补贴资金，对于后来的项目有一定优势。
他还认为，未来绿证配合消纳责任权重在解决补贴缺口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公开信息显示，9月25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作价800万元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与自愿绿证认购政策研究及技术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下一步的绿证，首先要满足2020年即将实施的消纳责任权重市场化履约的方式。同时，要发挥绿证更大作用，有效扩大绿证交易量，就需要降低绿证交易门槛。”陶冶建议，交易价格要有一定弹性，具备市场价机制。同时，交易范围可以由电力消费者扩大到能源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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