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16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全年“弃风”电量497亿千瓦时，超过三峡全年发电量的一半，全国平均“弃风”率达到17%，甘肃、新疆、吉林等地“弃风”率高达43%、38%和30%，今年一季度全国“弃风”电量135亿千瓦时，全国平均“弃风”率16%，业内震惊，业外惊诧。其实严重“弃风”并非偶发事件，2011年全国“弃风”电量就已达到123亿千瓦时，“弃风”率约为16%，此后愈演愈烈，“弃风”成为能源和电力行业的心腹之疾。7年间，全国累计“弃风”电量达到1500亿千瓦时，直接经济损失800亿元以上。国外虽然也偶有“弃风”，但如此大面积、长时间的严重“弃风”，却只唯我独此一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国家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自2010年4月1日施行至今已7年，这期间我们并非没有努力，各方对“弃风”问题密集调研，诸多机构发布研究报告，解决“弃风”问题的建议屡见于两会提案之中，能源主管部门每年都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但很遗憾，这些调研、报告、建议和政策收效甚微。更让人难堪的是，“弃风”未平，“弃光”又起。2016年仅西北地区“弃光”电量就达70亿千瓦时，平均“弃光”率近20%，新疆、甘肃“弃光”率高达32%、30%，2017年一季度“弃光”电量27亿千瓦时，全国平均“弃光”率达到13%。我们不禁要问，“弃风弃光”缘何成为“不治之症”？症结究竟何在？新能源消纳难题该当如何破解？
“弃风弃光”根源在于体制机制
纵观各类研究报告和建议，“弃风弃光”原因分析主要集中在电源、电网、负荷等三个系统要素上。电源方面，目前风力和光伏装机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东北、西北、华北），占全国的比重为77%和68%，且以大规模集中开发为主。“三北”地区电源结构以煤电为主，燃煤热电机组比重高达56%，采暖期供热机组“以热定电”运行，导致系统调峰能力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大规模风力和光伏发电消纳要求。
电网方面，“三北”地区大部分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立足外送煤电，输电通道以及联网通道的调峰互济能力并未充分发挥，对风力和光伏发电跨省跨区消纳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负荷方面，电力需求侧管理成效不明显，峰谷差进一步加大影响了风力和光伏发电的消纳。上述原因委实存在，但为何多年无法解决，产生了“抗药性”？进一步剖析内因不难发现，体制机制才是导致“弃风弃光”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电力管理运行以执行“计划”为主。电厂、跨省跨区通道实行计划电量，调度部门通过具体运行安排实现计划目标即可。具体调度方式是充分“计划”的，通过提前安排电厂发电曲线、输电通道送电曲线等，实现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即使是收益也是被“计划”的，各类电源上网电价通过成本加合理收益率确定，由电网企业统购统销。在严密的统一计划安排下，大家原本相安无事，各得其所。但是风力和光伏发电出现后，规矩变了，这俩新成员姿势不定，走位飘忽，何时能发电、能发多少电完全看天吃饭，无法被“计划”，并且这俩新成员还自带光环，优先级高人一等。这让当前按“计划”安排的运行机制感到极大不适应，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现有电力体制不适应不可计划“新物种”的外部反映。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饱受雾霾困扰，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已成社会共识，电力行业积极相应，为充分消纳风力和光伏发电铺路搭桥，例如：煤电、水电等常规电源按照自身设计能力随时接受统一调度，为风力和光伏发电让路；电网企业面临政府监管和社会舆论巨大压力，也已尽量减少“弃风弃光”电量；能源主管部门更是三令五申，为“弃风弃光”问题操碎了心。可以说，相关单位已尽了本分，但仍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原因就是欠缺能够充分挖掘各方主观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比如对于煤电企业，近年来利用小时数不断走低，企业经营已十分困难，若实施灵活性改造，既需要增加投资、又有可能影响自身发电量，何苦要主动革自己的命？比如对于电网企业，收购风力和光伏发电的价格与煤电相同（不含补贴），若突破常规调度方式接收风力和光伏发电，安全风险有所增加，却没有额外收益，何来主观积极性？比如对于某些地方政府，省内煤电比省外风力和光伏发电价格更低，而且多用省内煤电还可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为何要接收省外风力和光伏发电？比如对于用户，用电价格与风大风小、晴天阴天完全无关，而且不掌握相关信息，如何积极使用风力和光伏发电？凡此种种都在警示我们，是时候大力推进电力体制机制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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