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能源互联网如何做到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呢？基于改革的现实看，一是能源互联网的规划要与工业园区的建设和改造相结合，赋予政府传统的招商引资、“五通一平”新的内容，通多种能源、通新金融、通新技术、通新产业、通新市场、平抑生产成本，可以先围绕本行业上下游企业搞体内循环，比如光伏、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内先实现消纳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互联网搭建，类似的产业还包括电动汽车、轨道交通、电子通讯、储能装备制造等，逐步形成“雪球效应”；二是重新界定终端能源产品和服务的边界，传统的终端能源消费指的是煤、油、气、电、热、冷等，一般往往是分渠道供应，新终端服务有可能实现集成化、智能化运营和管理，提供的是综合性能源产品和服务，其量纲不再是标准煤、升、立方米或千瓦时，而是具体的产量产出，比如提供生产1万吨钢材、制造100MW风机的能源服务，这样的综合业务就存在网络协调和优化的空间；三是系统管理和关联交易更为专业化，以降低成本、消纳过剩为出发点，形成第三方服务机构，统筹节能减排、电力交易、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用能权交易、绿证交易等，即使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仍然条块化分割，但通过第三方整合可以形成协同效益，降低系统交易和监管成本，实现用户的价值最大化。
三、推动建设能源互联网的“样板间”和“试验田”
“PPT产品”或沙盘演示并不能真正推动能源革命，只有实践才能检验“互联网+”智慧能源这一架构相比于当前系统是否有优越性。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16]392号）文中也提到要在2016-2018年间着力推进能源互联网试点示范工作，要完成五个“一批”，包括建成一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试点示范项目、攻克一批重大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形成一批重点技术规范和标准、催生一批能源金融和第三方综合能源服务等新兴业态、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新兴市场主体、探索一批可持续可推广的发展模式、积累一批重要的改革试点经验。试点示范工作的启动已经激起了一大波市场热潮，未来三年这些项目将有可能以当前相对独立封闭的行业设置和市场条件为基础、面临迥然不同的政策规制和体制障碍，以及进行中的“各方能接受但并不完美”的改革方案，尝试破解经济新常态下能源生产和消费领域纵横综合协同的难题，自下而上地探索建立能源互联网的产业链条、组织形态和市场机制。
那么这当中可以着重关注哪些实质内容呢？简单来看，一是特定规模的试点示范。比如国家级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新区，这样的地方往往具备了较强的资源、政策协调能力，决策的层级既可上通又可下达且有一定的灵活性，有相当的产业存量或吸引新产业的优厚条件，有多种能源资源或渠道来源，是最好的能源互联网产业的“孵化器”，已经有不少备选的样本；二是试点示范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及互联网思维的借鉴。精细时间和空间颗粒度下的量测、计算、控制、响应、调频、调峰等数据和技术的集成会带来信息过载、实时失衡等新问题，除了加强供给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分布式、并发式交互的多能融合能源系统建模、分析与优化技术也非常关键，涉及能量-信息-金融的多重耦合，而目前的能源互联网讨论往往只是套用了一些原有互联网的技术概念、架构设计和商业模式，表述仍然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如何去认识实质性的内涵是很需要结合实际案例的；三是能源互联网的国际合作示范。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讲话时提出了“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的构想，以国家电网为代表也阐释了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概念，并有分阶段的战略实施愿景，有关从蒙古经中国、韩国至日本的东亚能源互联网等计划也在马拉喀什气候大会上被提出，尽管有不同的看法和批判的意见，但能源基础设施互联投资已经成为多边机构和中、美、欧、日、韩等各方热议的话题，相关的重大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重点技术规范和标准也不可能完全由单方面主导来完成，如同核聚变领域的联合研发，全球能源互联网这个超级系统下的国际合作必然是一种趋势，有些方面甚至会进行得更快，特别是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大背景下，以及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未来中国要加强与周边国家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动国内能源互联网先进技术、装备、标准和模式“走出去”，这方面同样需要“好的样板”和最佳实践。
公道而言，能源互联网是个好东西，但不必一味去追求其极致的状态或强调其对现有格局破坏冲击的一面，而是应该有一种开放、务实的心态，从一个项目、一个园区、一个方案、一个模式、一个成果做起，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的能源系统和产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痛点，一步步向前，星火燎原，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共建、共享、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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