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光伏产业那些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布局上游，抢占多晶硅“大战”历历在目。多晶硅的是制造太阳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2005年我国第一个多晶硅生产项目在洛阳投产，当时谁也没想到仅仅三年的时间，国际多晶硅的价格就一路疯涨，从每公斤22美元，一路涨到2008年的800美元。国内大量光伏企业斥巨资涌入上游的多晶硅项目。
本周《对话》，在光伏产业过山车般的沉浮成败中“幸存”的几位光伏大佬回忆起当年的“争上游”，他们将如何回望当时的选择，他们觉得自己做对了吗？
CCTV对话：20160925去产能的光伏样本
为何光伏圈人人都想“争上游”？
协鑫集团副董事长舒桦：争上游，应该说当时的背景和环境下面确实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来钱快，来钱比较猛，大家一哄而上。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道路上，其实我们两头在外的格局其中有一头就是原材料长期控制在国外少数大型化学企业手中。当时的多晶硅依赖进口，价格高，供不应求。
我记得当年有色金属协会每个月的统计报表，都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增加了新的面孔，而这些面孔往往都是来自于地产、贸易、纺织等跨界的一些投资，在不拥有技术、不拥有品牌、不拥有成本的前提下，快速地投资了大量的多晶硅产能。
瞿晓铧：不做上游是个艰难抉择
阿特斯阳光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瞿晓铧：阿特斯是长期坚持不做上游，因为我们觉得原材料虽然重要，但是一个公司也只有这么多的精力跟资源，必须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但是真到选择来临的时候，也是挺难的。我记得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要是签了多晶硅的长约，行业都是签十年，企业可以用一百块美金拿到多晶硅，你没签到，那你就是三百块、四百块，看每个季度的报表，我们的毛利率永远是15—20%之间，别人永远是30%几，你再怎么解释，投资者也不信，分析师永远说你是三流，因为一流的都是能拿30%多的毛利。
这个时候想坚持这样一种理念也是挺困难的，我记得最后一次出现签不签十年长约这么一个选择题，对我来讲，正好发生在2011年4月份，那个时候多晶硅的市价是100美金，长约价是40美金，签还是不签，我跟我供应链副总在电话打了半个小时，返过来折过去的说，最后我说我下不了决心，还是算了吧，30%的毛利率我不要，我宁可跑马拉松，制造业说到底是个苦活，拿到15%—20%的毛利率，但是让这个企业不要有太大的风险，这是我的选择了。
寻找多晶硅曾经像寻宝一样
尚德电力创始人施正荣：2004年国庆节，德国的朋友请我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在山里头有高纯度多晶硅，我说好，我去看看。我从上海坐到莫斯科，莫斯科半夜再坐到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简直就像坐坦克，轰轰走到那儿早上两点，第二天带我去看，开车13个小时来回，到山里头。结果我非常失望，因为不是什么高纯度多晶硅，是冶金级多晶硅，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当时寻硅跟寻宝一样。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纪凡：那个时候拿不了料就开不了工，到什么程度，满世界找半导体产业用下来的那些，比如表面涂了涂层的硅片，回来把表面洗掉，把里面所谓好的硅料拿来用，一公斤的料要洗几千片，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挖地三尺把多晶硅料找出来。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我们2007年在连云港签了要投资一万吨多晶硅的项目，和地方政府签了合约，我们的一个副省长还参加了奠基仪式，十亿美金的项目。但是后来这个项目没做。
陈伟鸿：那是什么原因？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我们请了一个美国公司，是全球做多晶硅的整体解决方案，到他总部去参观，一看，他跟我讲一共是有多少吨，当时一看这个数字我就傻了，他说的数量，比我们未来的需求差三倍以上，我就说这个事情我就不干了，为了这个事情，我三个晚上没睡着觉。
陈伟鸿：那这该怎么收场，签了意向书，也举办了盛大的奠基仪式，省领导也都来过了。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后来我跟领导去说，什么原因我不干了，当然他对我表示理解，但是后来我给连云港政府也做了一个交待，我给他引进了一家想做多晶硅的厂。给他引进去了，我就退出了。
“争上游”让中国摆脱了对国外的依赖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我倒是很赞赏这种争上游的精神，因为光伏产业到目前为止仍然主流还是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而且当时占成本的一半以上。这时候我们这些争上游的企业站出来了，因为当时世界七大传统的多晶硅厂，没有一家给我们转让技术，根本不跟你谈合作。我们通过自力更生发展起来。到现在我们多晶硅的产量世界第一，占全球47.8%，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应该说中国光伏产品价格快速下降，和原材料的快速下降是息息相关的。
市领导追着签约
阿特斯阳光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瞿晓铧：那些年我们共同追过的光伏，让人想起现在老说那些年我们共同追过的女孩一样。2010年，苏州市找我找了几次，说我们政府给你一些支持，你在苏州扩产，来建一个太阳能电池片组件的厂好不好？第一次我想想有点犹豫，没动，第二次到2011年，领导再找我，意向书签了，连协议也签了，而且合资公司都成立了，地也买好了，而且小工棚已经搭起来了。但是2011年直觉来讲，我觉得这个行业已经开始过剩了，但是政府盛情难却，我想我就拖一拖吧，再观察观察。观察了大概一年时间，2011年、2012年太阳能行业进入了产能过剩跟低谷，在那个点领导倒也不追了，到后来再过一段时间，领导说你那个厂要是不做，要不然把地退掉吧，我们现在苏州地也挺难找的，我说好吧，就把地退掉了。
下一页>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王勃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在光伏上一轮过山车之前，全国600多个城市，有300多个上光伏，地方政府的领导来做我的说服工作，要求同意他们上光伏，我掰开了揉碎了，讲各方面道理，你们不具备这个优势，现在你们要上的话，是非常不合适的。
陈伟鸿：但是他们创造条件也想上是吧。
王勃华：对，创造什么条件呢？来找我的是副市长说如果你不支持我们上，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一块回去，去做做我们市长的说服工作。
陈伟鸿：要不然回去没法交待。
资本曾在光伏最困难的时候无情离去
平安银行能源矿产金融事业部总裁樊位洲：我觉得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缺陷。我见到这三位行业领袖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心里是有点忐忑的，我感觉在2011年、2012年光伏行业最困难的时候，资本和实业之间多多少少结下了一点梁子，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资本无情地离去，停贷、断贷、抽贷。当前，这个行业又经历着一轮繁荣，我们可能要为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生态而努力，如果若干个月以后，这个行业有新的悲观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应该团结起来，理性的看待我们还有更好的未来。
尚德电力创始人施正荣：新能源产业是影响人类生存的。我觉得资本界还是要有长远的眼光。比尔.盖茨说过，我们人类往往高估了一年之内的能力，反而低估了我们十年之后的能力。资本往往追随的是过于短期，如果我们放长远一点，尤其像我们现在觉得不管从政府的政策，媒体，都应该把资本引导到真影响生存的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供给侧改革等等这些方面，我认为非常有必要。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还是要靠技术进步，习主席不是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嘛，实际上核心就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最近这五年，拿转换效率来讲，我们每年提高0.3—0.4%，另外就是我们要得益于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因为原来我们产能过剩有一条原因就是因为市场过度地依赖国外。现在，截至2015年底，中国累计装机容量超过4300万千瓦，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
下一页> 余下全文产能过剩淘汰落后技术，推动技术进步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我们不用太过于纠结，因为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产能过剩，通过产能过剩才能推动技术进步，推动消费的升级换代。光伏就悟出这一点来了，落后的东西早就不存在了，只有先进的东西在往前走，你如果是想把落后的东西保存下来，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用“神灯”解决贸易摩擦
阿特斯阳光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瞿晓铧：欧美双反是在2010年开始的，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这些企业团结起来，当时最大的四家企业，尚德、我们，还有英利，天合，一起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那是第一次，我们因为行业利益走到一起来了。
欧美双反影响了中国光伏行业巨大的市场，怎么办？这个产品是叫阿特斯神灯，比阿拉丁神灯要好多了，你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太阳能电池板，晒五个小时的太阳，可以用五天照明，给你的电话或者是给你的平板电脑充电，都可以做到。它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就是一个应急必备，或者叫做驴友神器，但是在亚非拉还有11、12亿人口没电，对他们来讲，这就是光明，这就是一家人的希望。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世界大得很，世界市场大得很，我们要用一种差异化的精神来做市场，来找到应对贸易战、贸易壁垒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