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前追溯，2014年中国政府定下了14GW的年度光伏装机目标，其中规划集中式光伏装机6GW、分布式光伏装机8GW。较高的分布式光伏装机目标体现了政府的偏好和光伏发展方向，但实际上，2014年新增装机中分布式光伏仅为2.1GW，只完成了目标的25%，而集中式光伏装机大大超过规划目标。作为发展清洁能源、推广光伏装机的“双轮”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分布式光伏装机发展势头如此逊色于集中式光伏装机?政府厚望之下，又是什么牵绊了分布式光伏装机步伐?
从世界范围看，分布式光伏发展无一例外都依靠政策支持，主要包括上网电价补贴和配额制。参考我国近几年发展实践，上网电价补贴推广比较成功，对于弃光严重的问题，政府在2015年的分布式光伏规划中也加入了类似配额制的内容。然而，即使是上网电价补贴与配额制双管齐下，光伏支持政策毕竟还需要考虑可操作性问题，若不实事求是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可能导致分布式光伏发展规划的无效性。
笔者以为，中国在通过配额制解决分布式光伏发展利用方面尚存在困难。与世界主要施行配额制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目前中国配额制在成熟度与可操作性上还有很大距离。首先，其他国家与地区配额制是在电力市场化的基础上，由政府制定配额，供电企业或发电企业作为承担主体，而不是仅仅对各级政府进行责任分配。其次，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保证了在这些国家可再生能源配额可被交易，更有利于资源配置，增强了配额制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再次，即便政府制定了大规模的分布式光伏配额，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也还需要各级政府额外提供优惠政策与补助，假若这部分资金来源无法明确，也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有效传导。因此，中国目前的配额制，无论从制定、运作机制、考核机制上都还无法体现市场的作用。
并且，中国分布式光伏缺乏投资意愿，不同投资主体面临不同的问题。由于家庭用电量小且民用电价比较低，在不考虑地区额外补贴的情况下，民用安装的分布式光伏收益较低、动力不足。工业安装的光伏虽然由于工业电价高于民用电价而收益率相对可观，但也有三个影响收益率的因素：第一，与民用相比，由于公司经营变化、地点变更等因素，工业光伏项目的不稳定性更大;第二，工业光伏项目可能需要贷款支持，拉低了财务回报;最后，工业电价刚刚进行了下调，还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性，也相对影响了工业分布式的积极性。应该说，如果要达到2015年配额要求，政府是有意愿与责任引导分布式光伏投资的，然而由于分布式投资主体的多样性与分散性，政府很难进行直接主导。
阻碍分布式光伏投资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安装分布式光伏的物理空间限制。通常来说，城市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有两种途径：一是安装在公共建筑上，二是强制将分布式光伏纳入新建住宅设计。然而，与欧洲、美国相比，中国城市居民占有屋顶的比例很低，这两种模式均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不足以满足分布式光伏的规划目标需要。以上海为例，每年50MW的分布式安装量大约需要50万平方米的适宜屋顶。根据2014年上海市统计年鉴，2013年上海学校、医院等大型公共建筑总建筑面积为3722万平方米。以平均楼层为6层，20%的屋顶可用来计算，大致可以安装光伏的面积约为62万平方米，仅能满足一年的分布式规划配额。而且由于屋顶只有一部分比较适宜安装光伏，南向的屋顶或平屋顶安装光伏较经济性。因此，上海每年新增的住宅能提供的分布式光伏安装面积其实不高，全国的情况应该大同小异。
所以，在农村和农业用地上推广分布式光伏可能潜力比较大。国家能源局在《2015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中提出，各地分布式光伏应结合生态治理、设施农业、渔业养殖、扶贫开发等合理配置。这应该是现阶段比较可行的解决分布式安装地点选择难题的方法。而且，农村居民的屋顶面积也比较大，但是，如何解决农户分布式光伏投资融资难的问题，仍是农村推广分布式光伏的一个关键点。
此外，中国现阶段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存在雾霾，也是光伏发电难以回避的负面因素。中国分布式光伏应该在中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推广，有益于解决光伏消纳问题，优化这些地区的能源结构，长期则有利于环境保护与大气污染控制。然而，现阶段较差的大气质量会对光伏发电造成很明显的负面影响。根据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的光伏系统研究结果，雾霾重度污染时光伏有效发电小时数降低80%。按北京市环保局数据，2014年北京重度污染天数为45天，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为93天。所以，考虑雾霾因素计算北京市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小时数，如果仅考虑重度污染天数的光照降低，全年光照小时数约下降10%;如果取平均光照降低计算，全年光照小时数则可能下降35%。严重的雾霾天气也是分布式光伏经济性的一大“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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