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Solar日前宣布放弃内蒙的2GW项目。还记得2009年FirstSolar进入中国市场时的踌躇志满，让国内组件企业非常紧张。这个即使是前国家领导人引进的项目也难逃搁浅的命运，折腾了5年也没有明确的电价，而且当地还要求采购当地设备。在当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对中国太阳能产业提起诉讼的重要一条，就指出中国把FirstSolar这条“美国狗”给关起来打了，而且一打就是数年。
这种情况在新疆尤为严重。光伏发展数年，不止一次有光伏企业抱怨当地政府的服务意识缺乏，前恭后据，企业在行政手续环节成本过高。
在2011年参观哈密的几个电站的时候，中节能、中广核和特变电工在并网能力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建设了近百MW的光伏电站。这批电站的政策很宽松，但是后面哈密的就传出在土地方面朝令夕改的情况：有媒体报出每平米存在三棵以上的草的土地就按草场收费，而且按要求一次性征收。而且一家中字头的企业还因为不满足农民工的无理要求，在引起纠纷后，被当地政府罚款数万，该企业一直拒缴。
黑恶势力渗透，农民爷欺软怕硬
一位资深运维人士对Solarbe讲诉了在青海的遭遇：中国的组件清洁多使用人工，西北承包费用1000-1500元/MW，业务不大不小，但关系却错综复杂。某央企为提高清洗效率，降低运维成本，购买了几台清洗车。但即使是通过当地代理商买的清洗车仍然没能进到项目现场工作，被一伙黑恶势力强行扣下，后来当地政府出面协调，结果是继续采用人工清洗，清洗车在现场闲置，似乎是种无声的嘲讽。
他还讲述了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某项目现场，他与友人在参观电站施工情况，一位监理人员向包工头称支架的桩没有排列成一条直线。包工头俯下身子看了一下，起身说：“你趴下去看看。”这位憨厚的监理人员真的趴下去了，结果被包工头踩在脚下暴打。吓得他和友人赶快开车离开现场。
史玉柱于5月发布了一条微博称一个朋友9.5亿建了100MW光伏电站，由于并网率只有50%，损失惨重。而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个位于金昌县的项目除并网率低外，还涉及建设过程中层层转包，致使成本虚高且存在质量隐患，监理人员也曾受到黑恶势力的威胁。而做为利益交换，该业主公司须在金昌成立的组件厂命运尚未可知。
农民爷们一方面对黑恶势力俯首帖耳，另一方面经常成为满足包工头无理要求的“利器”。在媒体报道加群体事件已经成为标配的今天，本土尤其是少数民族施工队是农民爷中的“战斗爷”。
只要到了项目现场，不管干不干活，无论是否干满全天，都要一天工资，在等待材料期间的费用全部由业主方承担。甚至向文章开头那样不按规定施工，野蛮施工进而闹事的情况屡见不鲜。所以很多公司宁可从湖北、四川等地带人也不愿意从当地招聘。
在截稿之日，新疆莎车县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暴恐案件，造成数十名各族群众伤亡。实际上，在很多民企中，南疆投资已经成为禁区。7月中旬，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了南疆四地州光伏规划评审会议，参加评审的有能源局、国网、新建电力设计院等数十家单位，但要想真正发展光伏产业，还需要还企业一个稳定的商业环境。
执法不能陷入“苦情式狂欢”
当地政府对本地百姓的偏袒也是助涨不良风气的重要原因。西北地区民族混杂，情况复杂，政府往往为了稳定和省事，往往选择偏袒当地群众。法律存在的意义在于保护守法者而非“弱者”或表面上的“弱者”，当执法者执法和民众感情的依据不是法律和事实，民众就会陷入“苦情选秀”式的狂欢：谁能讲个最惨的故事，谁的票数就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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