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能源变革的大趋势和十面“霾”伏的严峻形势，如何有效治理污染，建设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作为与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治有着密切关联的能源行业，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如何转变观念、开拓思路，破解能源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实现“十三五”能源发展目标要求？目前，记者就煤炭散烧、新能源发展等问题采访了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周渝惠。
记者：“十三五”能源发展目标要求，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目前，我国化石能源比重过高，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大，虽然在解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排放工作中取得重大进步，但二氧化碳排放的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您认为应如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有效防止温室效应？如何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有效治理煤炭散烧问题？
周渝惠：以节约为主、实现新能源替代。同时，加大碳减排、碳税、碳回收力度，全面实施公民种草种树，有效防止温室效应。
在治理煤炭散烧方面，一是要大力实施电气化改造；二是将燃煤移到坑口发电厂，进行清洁发电供热；三是在能源供应末端，为发电厂支付大气处理费用。
记者：“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大幅度增加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这就要求降低火电的比例。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传统能源的消费中，您认为如何调整才能适当把握“增与减”的关系，保证能源绿化低碳、安全高效发展？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
周渝惠：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是一个发展趋势，要清醒认识到这是必须要走的道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理由。尤其我国是人口大国，能源需求量很庞大，集中用能，峰谷非常明显。
目前，我们在需求侧基本上是没有约束的，价格、计划和技术都是基本放开的，虽然有节能指标，但基本构不成真正的约束。首先，发展新能源要从最末端做起，变成每一个公民的行动。现在，政府常常采取宣传的激励手段，其效果、激励到的人都有限。
制度设计要从“人的行为”出发，不是从“人之初”出发，一定要让用能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选择是自利的，不奢望他的选择行为是互利的，但机制设计要达到互利，激励相容，我把它称为“捡芝麻行动”。
也就是说，先从一点点的末端利用开始，如国家电网在青岛示范的个人住宅太阳能接收、反送电网，但是成本太高。怎么把这些新能源设施的产销环节理顺？要降低制造、物流、安装成本，每个环节要精打细算，而政府的资助一定要用到关键点上，精准激励到位。
其次，火电份额下降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它不可能全部被替代，更高、更有效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一是让火电机组清洁发电，保证有功电量是清洁的；二是让它去做辅助新能源机组发电的服务，做二传手，让清洁发电的机组发电，当然，火电机组的服务价格要给的更高，让它更有利可图，才能实现双赢——把新能源机组带活。
目前看我国调整电源结构的市场机制不健全，而且我国的用电特点是大批量、集中用电，跟北欧大结构、大份额清洁能源的特点还有不同。要从我国电力系统实际出发去考虑，但又要主动去做这样的替换，因为以前的老路走不通了，环境压力不仅仅影响能源供应，已经影响社会安定、行业责任和政府公信度了。
记者：目前，我国能源供应链较为脆弱，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能力不强，难以满足清洁能源大规模接入、远距离输送和大范围消纳的需求；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弃风、弃水、弃光等现象还较为严重。在您看来，应如何解决清洁能源的消纳问题？
周渝惠：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不能只靠电网企业，要靠每一个用户的行动。一是就地消纳。用小范围区域电网消纳、替代——光伏发电、热力发电、风力发电，要认真分析市场供需，科学匹配，打包供电，把新能源电能捡回来、用起来。二是利用产业集聚的方式消纳。用新能源带新产业，自带可匹配的用户，用有吸引力的售电价格、用产业园区服务，大中小分层分区供应。
将能源互联的精力集中于末端配用电，做实新能源接收的工作，另外电源和电网的投资要谨慎，该投的看准投，不见效益要先培育市场、细分市场后再投。三是发挥电网基础平台作用。保障集中用电的用户，以安全和可靠性供电为主，以节能服务为辅，两条腿走路。与此同时，为微网用户提供保障也将成为未来电网运营的业务之一。
记者：在存量可再生能源电量消纳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大规模消纳“存量+增量”可再生能源电量，减少或杜绝能源浪费？
周渝惠：一是做实用电需求研究。调度和交易要进行尝试和创新，不断试错，在调度方式、市场分类、价格设计、系统规划等方面，将电力市场运营的各种情况掌控到位，做到及时响应。二是存量和增量进市场。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开发——各种储能，电热转换，DSM（需求侧管理），低谷电供暖、居民电蓄热水等进行统筹考虑，设计出综合资源平衡的响应型新能源消纳供应链。存量不能压，增量要接纳，进行各种渠道设计，合理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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