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建议》提出，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您怎样解读电价改革？
王仲颖：电价改革首先看电力体制改革，6个配套文件已经发布了，还需要落地。什么叫电力体制改革？电力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电力市场，还电力的商品属性。现在配供电这块还没有放开，阶梯上升电价也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什么商品都应该是用得越多越便宜才对，我们现在不是缺电，我们今年要弃掉近400亿千瓦时的电。电的使用过程是最清洁的，为了碧水蓝天，要鼓励用电。关于配供电端的市场化，举个简单例子，德国和我国四川省的面积差不多，小一点儿，人口也有8000多万，但德国有近800家配供电公司，90%是私企，输电公司只有4家。在发电和售电价格方面，电价要由市场需求来决定。在输电方面，输电公司只能收过网费，建设电网的成本、维护成本、人员成本等都可以计算在内，但是政府要实施有效监管，输电公司的运营只能维持微利的水平。
记者：《建议》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发展分布式能源，推行节能低碳电力调度。请您谈一谈对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低碳循环发展的认识。
王仲颖：目前，如何优化能源结构是推动低碳绿色循环发展的最大问题。首先要严格执法，国家已颁布的法律，例如《可再生能源法》，应该由人大监督、严格执行，清洁能源不能浪费掉，清洁能源并网，要严格执法。为什么弃风弃光？就是体制问题引发的利益之争，经济新常态，增速放缓了，有大量清洁能源浪费掉，还搭上火电小时数下降，本身就是矛盾的事情。其次要转变火电运营理念，现有近10亿千瓦火电厂，从长远讲，要靠技术创新，火电要逐渐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做辅助服务；第三，就是重塑煤电。一方面，煤电价格要反映其环境成本，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电力市场的完善，等煤电厂逐渐实现技术创新，发生质变时，煤电企业就会有更大利润空间，同时，那时的煤炭消费总量也可以逐步控制到最低，同时，抓住目前国际油气价格低位运行的时机，可再生能源电力不足时，要多上气电，用气电来补。
政府的目标是2030年左右并尽量提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同时使我们的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20%左右。实际上，经济新常态为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利用国际油气低价位运行时机，可再生能源满足不了的用油气来补，煤炭消费现在就可以达到峰值，到2030年，就可以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战略转折点，届时，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30%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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