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核电。截至2014年底，我国核电装机0.2亿千瓦，仅占全国总装机的1.4%。核电建设周期长，目前在建的核电装机容量约3000万千瓦，已经是全球发展最迅猛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装机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据预测，到2030年，核电规模1.2亿千瓦左右，折合标准煤仅1亿吨，已经接近极限。而且中国的铀原料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90%。在目前阶段，大规模发展核电，无论从安全性、经济性（成本约煤电的3倍），还是从铀原料的对外依存度（关乎能源安全）来看，都值得慎重考虑。
至于风电，仍存在设备利用小时数低、发电成本高、风能不稳定等技术经济问题，且目前中国已是全球风电装机最多的国家。据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出版的《全球风电发展展望2012》，2030年中国风电新增2.7亿千瓦，恐也近发展极限。
新能源能有效抗击能源安全的冲击吗？
我国能源资源显著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煤炭资源储量5.9万亿吨，占一次能源资源总量的94.22%（世界平均水平仅54.65%），而石油、天然气不足6％，这便是我国一次能源的国情。在结构调整攻坚期，如果忽略这一根本国情，一味过度鼓吹新能源发展，靠补贴新能源，全面压制和排挤煤炭产业发展，势必最终将导致死掉一大批煤炭企业，流失一大批煤炭人才，浪费一大批宝贵的煤炭资源，对我国能源支柱产业造成严重打击。
我国煤炭资源虽然占世界煤炭资源储量的12.8%，但人均储量仅为全球人均储量的69%（数据来源USGS），即虽然煤炭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储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经济可采人均储量则更低。目前虽然我国煤炭产能过剩，但综合考虑储产比、资源开采条件等诸多因素考虑，就算煤炭产业不受沉重打击，长远来讲（10—20年），其维持如此巨大规模的长期稳定性都是问题！
未来国际能源形势将更趋复杂，美国早已具备操纵石油价格的能力，更加重要的是美国页岩气革命、能源独立已经成为美国竞争超级武器，若是再出现当年石油禁运时的油价飙升，美国不会再受太大影响，而反观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据国土部油气中心介绍，截至2015年前8个月，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上升至60.6%，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上升至32%）。一旦美国开打所谓的“石油大战”，将会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届时，倒掉的煤炭产业，这一基础能源产业能快速爬起来吗？消费占比如此之低的新能源能迅速有效抗击冲击吗，能源安全有保障吗？
买到了劣质面包，难道是卖面粉的错？
我国煤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费结构长期保持在70%左右，即便在煤炭消费量降下的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量依然占到了国内能源消费总量的66％。煤电提供了中国75%的电力。煤炭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超过15%（根据中国工程院研究）。诚然，为保障我国能源供给，煤炭的粗放式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了很大问题。但这不是煤炭本身的问题，而是利用的人没有把煤炭利用好。假如买到了劣质面包，难道要找卖面粉说理吗？
如今，伴随技术进步，我国煤炭资源已经可以实现环境友好的绿色开发（有些原本土地贫瘠的地区，因煤炭开发的复垦反而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在利用环节，基于超低排放的燃煤发电技术已经成熟。燃煤发电超低排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很显著。燃煤发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所增加的成本不到0.02元/千瓦时。目前燃煤发电0.3—0.4元/千瓦时左右的上网电价，远低于天然气发电0.8元/千瓦时左右的上网电价。也就是说，用煤发电达到同样的排放甚至更低，成本是天然气的一半。
如果全国燃煤发电机组全面应用超低排放技术，煤电主要污染物排放较2013年可降低约90%。燃煤发电的二氧化碳减排也非常重要。如果全球燃煤电厂效率从目前的35%提高到目前最为先进的45%左右，全球燃煤发电可减排二氧化碳40亿吨。未来如逐步用先进的超超临界机组替代老旧机组，中国在装机总量持续增加情况下，燃煤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可保持基本稳定。
同等热值的煤炭价格不足汽柴油价格的1/9，也不到天然气价格的1/3。燃煤电厂的发电成本约为太阳能和风能的1/4和1/2，大概是核能的1/3多。面对如此经济的煤炭，如果全面实现了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以全面替代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为目标的意义又何在？目前是否应该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点，放在加快煤炭清洁开发利用的推广上来？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谢克昌也表示“作为中国的基础能源，煤炭肯定要革命，但不是‘革煤炭的命’。”“后煤时代尚早，‘去煤化’不可取。煤炭领域革命的核心在于整体推进煤炭在全行业、全产业链的清洁利用。”我想，与其大谈特谈新能源，不如脚踏实地、认清国情、把握机遇、用好煤炭！新能源发展的目标也应该定位在战略技术储备、有序替代不可再生能源以节约资源、加快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角度更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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