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伏产业出路何在？
“要从传统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这已经是全球的共识了，无可非议。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现在的技术水平下，可再生能源的推进应该走多快？多少年后，能够成为主力能源？”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师白建华说。
他同时告诉《经济》记者，无论是风电还是光伏，年发电时间都在2000小时以下，相对动辄五六千小时的煤电，发电密度可谓非常之低。“即便是煤电，受到调峰的影响，也会变成相对低密度的。相应地，各类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会大幅增加，输配电网的投资也必然会增加。”
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看来，中国政府最明智的做法是：将每年新增的光伏装机总量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保证光伏产业的生存，并将财政补贴向光伏的研发倾斜，促进光伏技术的发展以大幅降低成本。等到光伏发电的综合成本下降到（考虑到环境污染和气候保护的因素）煤电综合成本左右时，再逐渐增加年光伏装机总量。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也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光伏产业过于看重扩大规模，反而没有考虑到核心技术的发展程度，而一旦技术路线发生变化，前期投入的沉没成本难以估量。“就可再生能源发电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稳定，因此，对于储能的技术要求非常高。我咨询了许多储能专家，没有人能断言，10年或者20年后，储能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光伏补贴策略确实存在缺陷”
陶光远还特别指出，尽管用光伏发电替代燃煤发电，可以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在补贴相对较高的情况下，用光伏代替燃煤并不经济。“光伏发电每千瓦时可减少大约0.8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财政补贴是约0.4元/千瓦时，折合光伏发电减排二氧化碳的成本约500元/吨；而现在，中国各个碳排放交易所的二氧化碳减排交易价格为30-60元/吨，更何况，国际碳交易的价格仅在20元/吨左右。”
这一比较遭到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的强烈反对。“全球每年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概400亿吨，其中二氧化碳占300亿吨，我花1500亿美元买下来，让全球的人都不排碳了，可能吗？”
李俊峰认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文明和进步的体现，无法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美国的环境成本很高，因此煤电的成本最高；但中国一直没有把环境成本计入，导致煤电最便宜。中国应当通过税收或其他手段，把环境成本也计算在内。”
“相比光伏补贴，我倒认为，我国目前对于煤炭的补贴是个问题。”李俊峰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严格要求燃煤电厂，将煤炭利用比例自50%压缩到30%。“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能源部门的领导：‘你们当时淘汰燃煤电厂，给补贴了吗？’他们一摊手，完全不懂我的意思。‘淘汰是企业的事情，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反观中国，脱硫要补贴一笔钱，脱硝还要补贴一笔钱。“什么落后补贴什么，最终酿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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