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商学院里很少培养企业家，创业者也很少是学出来的，但老师给予的宽容的学习氛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让学生终身受益的。在我二十多年的求学生涯中，有幸得到多位良师的指导，因此我是非常有福之人。
中才有中才的机会
由于父亲早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我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都一直在清华园度过。清华的氛围是重视学习，但从来没人觉得考试第一的人才是有出息的人，也没有人会因为考试差而受到歧视。
当时，一成为清华的学生，就要肩负“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的使命，因此，每天下午4点之后，学生们都必须到操场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即使现在，我回北京陪父母，再次走在清华校园时，依然发现下午4点之后的操场很热闹，清华重视体育的氛围依然存在。现在想来，我跑步、游泳的习惯，应该都是那时养成的。体育健身不但带给我充足的精力，健康的身体，也锻炼我做事要坚持下去的毅力和自律的能力。
高一时，我因患肝炎休学了半年，担心会留级，就跑去参加期末考试，考场里的老师虽然有些吃惊，仍然让我进去考试，最后，几门主课以60分的成绩避免了留级。当时的老师只是问了句“身体好些了没有”，并不会去想我是否会拖累班级，是非常朴实简单的教学理念。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60分的成绩里是否有老师的高抬贵手分。
休学半年，顺利升级之后，导致我整个高中都是在赶课状态，最后以超过录取线三、四十分考入了清华大学。那时在校园常看到一些大师的风采，文革时期，很多老师失去了做科研的机会，终身执教也令人钦佩。我们有位教物理的老教师张三慧，上物理课时全程用英语讲课，讲义都是自己多年手写的，物理教给人的就是去繁就简、抓问题实质的能力。
198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物理系还有一个有名的学生，就是后来的搜狐CEO张朝阳。当时他是物理一一班，我是物理一二班，两个宿舍挨着，敲敲墙壁就能听到，好多课都是一起上的。张朝阳是高材生，我虽然做事很努力，对自己要求还算严格，但才智应该算是“中才”。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天才有天才的机会，中才有中才的机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非常重要，好在一直以来，老师对我都比较宽容。其实一直以来，我在学校里并不是拔尖的学生，大学时，我是系学生会秘书长，但就是没当过主席。
1987年，我去加拿大留学，攻读应用物理硕士。之后，在多伦多大学材料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HarryRuda教授，这位犹太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进入BellResearchLab从事材料科学的研究。
在成为我们的博导时，他才三十出头，但却已有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丰富经验，充满创新的奇思怪想，给我们博士生充分的自主研究的空间，在指导我们学术的同时，还帮助我们开拓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社交圈子。
那时我们几乎都要靠助研津贴为生，在清贫的象牙塔中做实验做研究时，HarryRuda教授很少干预研究的结论，而是看逻辑描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期间，我逐渐开拓了研发和商务的视野，培养了与西方业界同僚有效的沟通方式。
慢慢地，我发现，沟通的逻辑很重要，要以双方能达成结论为目的，不是采取对抗，而要找到互相都能接受的办法；在对方提出问题时，不能去争吵，而是为其补充新的信息。
除了助研津贴外，HarryRuda教授也给予我们宽松的学习氛围，可以说，他对我非常宽容，当时我一边读他的博士，一边考虑从事投资证券行业，还去考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证券业执照，老师完全没有干涉，还积极去帮我寻找学校的教职工作，后来是我自己兴趣不大。
去加拿大留学后，才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水平有多高。整个大学几年，教授在讲台上推导的东西，刚推到上行，基本上我就知道下行了，因为这些内容在清华的时候，早就滚瓜烂熟，自己一琢磨就琢磨出来了。所以，一到加拿大以后，门门课都是A+，偶尔如果有一门课是A，教授就为我感到遗憾，说以你的智商，不应该得A，应该得A+。中西教育理念有所不同，各有千秋，但我很幸运，得益于中西方良师的指导，充分挖掘了自己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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