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双反”措施已经明朗，6月6日至8月6日间，欧盟先征收11.8%的税率，若磋商未果，此后税率将提高至47.6%。“双反”最好的结果是两个月后维持11.8%的最低税率，而取消“双反”已绝无可能。失去欧盟市场的中国光伏行业，市场格局的转变还有待观察。
大面积普及光伏发电的时代远未到来。中国光伏巨大的产能造就了繁荣的假象，这种假象主要体现在竞争力和市场前景两个方面。就竞争力而言，中国光伏原材料、核心技术、终端市场“三头在外”的格局没有改变，海外市场从头到尾掐断哪个环节，行业都将面临毁灭性打击。原材料多晶硅80%以上依赖进口，虽然也能实现自给自足，但生产成本和质量不敌海外厂家，采用国产多晶硅，行业生产成本将上涨10%~20%；尖端光伏设备，甚至部分尖端电池组件技术也在外，所以中国组件产能虽巨大，但真正能够进入日本市场的组件厂家屈指可数，而日本恰恰是崇尚技术和质量的国度，廉价的“中国制造”没有市场；再看终端市场，中国电监会和中国能源局发布的数字显示，2012年中国光伏装机量约为1.2-1.6GW，并非行业热炒的4.5GW。2013年，国家能源局制定了年度10GW的装机目标，目前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市场启动缓慢，需求量被人为放大数倍。中国光伏应用市场将还是以欧洲和新兴国家为主，这些国家政策上的变化决定了行业的命脉，中国光伏企业原材料和市场都受制于人，何谈竞争力。
就市场前景来看，中国光伏行业对未来过于乐观，不管是2015年光伏装机21GW，还是2020年光伏装机50GW，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规划，必须建立在少补贴甚至无补贴的基础之上，是由行业创新能力和成本下降幅度决定的。最近几年，光伏发电装机成本下滑较快，装机成本约为10元/瓦，这种低成本更多的来源于规模化优势、投资商偷工减料和制造商亏本甩卖，技术进步并未给发电成本带来革命性的改革。而且，光伏行业规模化优势已经发挥到极限，成本下降空间和幅度收窄，政策驱动在未来数年依然是光伏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光伏发电成本远高于火力发电，与新能源其他发电形式相比，光伏发电的竞争力不如风电、水电，大面积的普及应用时机远未成熟。
行业走出困境不能依赖政策和市场。中国政府在规划和执行方面存在落差，总是高开低走，部分企业也将光伏市场启动缓慢归咎于政策出台滞后，电站审批程序繁琐。熟不知，中国光伏行业已经沦为政府眼中的鸡肋，救与不救政府都头疼不已。中国光伏行业直接从业人员约为40万，间接从业人数逼近100万，在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和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双重压力下，光伏行业垮台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和银行坏账，政府显然不愿出现恶性连锁反应。同时，政府也不愿意用巨额资金强行启动光伏内需，因为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庞大接近40GW，靠内需来救助行业，几百亿的补贴也仅能解燃眉之急。所以，政府层面的救助更多地是一种姿态和引导，会严格控制补贴总额或安装总量，只能说，“双反”倒逼中国光伏终端市场开始启动，而不是中国光伏市场即将暴发。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发展光伏行业尚显得畏手畏脚，其他新兴市场能否弥补欧洲市场留下的空白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新兴市场目前发展势头迅猛，得益于这些国家慷慨的补贴政策，新兴市场发展光伏时间较短，对光伏产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和耐心，会在短期内支撑中国光伏企业维持高出货量，但几年之后，若光伏发电成本没有革命性改变，这些国家就会沦为传统市场。也就是说，政策驱动不具备可持续性，仅能热极一时，政策驱动结束后，若市场驱动还没有到来，届时全球光伏行业将面临巨大尴尬。
全球光伏行业供需严重失衡，实际产能超过需求量至少50%，仅靠政策驱动市场发展，行业至少在三五年内难有突破。行业进入市场驱动阶段更是遥遥无期，一是技术创新难度越来越高，二是企业持续亏损，已经没有精力放在发展和创新上。所以，光伏行业出路在于大面积产能撤退，企业首先要回归正常，行业才能纵深前进。
需从战略角度，加强顶层设计。中国政治体制特殊，市场地位问题不被国际社会认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几乎每一个大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地方政府在支撑，大型企业鲜有破产先例，连尚德这样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企业都得以重组幸存，可想而知让企业退出市场难度有多大。市场是洗牌的主要工具，却不适合中国光伏产业，地方政府的干预让产能淘汰变的越来越难。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主要是国家层面缺乏合理的引导和规划，地方政府为一己之利推波助澜造成的。只要光伏产业仍依赖国家补贴，国家顶层设计就应当发挥比市场更为主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国家需采用倒序手法重新设计中国光伏未来。首先，要客观详细的计算出光伏发电的实际成本(成本不能以目前价格为标准，要给予企业合理的利润率)，然后在确保电站投资商获利的前提下，计算出每度电国家需给予的补贴值，最后用每年国家的补贴总量来倒算中国每年的光伏装机量。同时，根据成本的下滑幅度，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计算出五年及十年后光伏新增数量，用一定数额的补贴来尽可能启动更多的市场。当然，在此期间，国家可根据光伏发电的下降幅度，一年一计算，光伏成本下降越快，同等数额的国家补贴就会启动更多的终端市场，直至市场大面积普及开来。
估算出今后几年的市场容量，中国政府应严控各产业链的实际产能，通过政策手段让大量不符合标准的光伏企业退出市场，行业唯有此才能走向良性竞争。国家将光伏定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应该从头到尾引导和控制行业的发展走向，中国资本市场过热，事实证明市场化仅适应于行业发展的中期和末期，中国光伏产业处于刚起步阶段，国家层面主导市场是必要的。
国家层面还需对光伏技术创新加强顶层设计，成立以政府研究机构牵头，各大企业、高校和研究所为主的研究团队，主攻光伏发电技术。在应用模式上，国家层面也可挑选上下游代表性企业和电网企业，利用企业各自优势，组成一个大的垂直一体化战略集团，集中推重光伏发电成本下降，解决光伏并网问题。总之，光伏发电的最终目的是应用，中国政府需要从能源角度看待光伏，而非简单的制造业，把光伏发电放到重要的战略性位置，不要简单的通过补贴来发展某一产业。
大面积普及光伏发电的时代远未到来。中国光伏巨大的产能造就了繁荣的假象，这种假象主要体现在竞争力和市场前景两个方面。就竞争力而言，中国光伏原材料、核心技术、终端市场“三头在外”的格局没有改变，海外市场从头到尾掐断哪个环节，行业都将面临毁灭性打击。原材料多晶硅80%以上依赖进口，虽然也能实现自给自足，但生产成本和质量不敌海外厂家，采用国产多晶硅，行业生产成本将上涨10%~20%；尖端光伏设备，甚至部分尖端电池组件技术也在外，所以中国组件产能虽巨大，但真正能够进入日本市场的组件厂家屈指可数，而日本恰恰是崇尚技术和质量的国度，廉价的“中国制造”没有市场；再看终端市场，中国电监会和中国能源局发布的数字显示，2012年中国光伏装机量约为1.2-1.6GW，并非行业热炒的4.5GW。2013年，国家能源局制定了年度10GW的装机目标，目前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市场启动缓慢，需求量被人为放大数倍。中国光伏应用市场将还是以欧洲和新兴国家为主，这些国家政策上的变化决定了行业的命脉，中国光伏企业原材料和市场都受制于人，何谈竞争力。
就市场前景来看，中国光伏行业对未来过于乐观，不管是2015年光伏装机21GW，还是2020年光伏装机50GW，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规划，必须建立在少补贴甚至无补贴的基础之上，是由行业创新能力和成本下降幅度决定的。最近几年，光伏发电装机成本下滑较快，装机成本约为10元/瓦，这种低成本更多的来源于规模化优势、投资商偷工减料和制造商亏本甩卖，技术进步并未给发电成本带来革命性的改革。而且，光伏行业规模化优势已经发挥到极限，成本下降空间和幅度收窄，政策驱动在未来数年依然是光伏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光伏发电成本远高于火力发电，与新能源其他发电形式相比，光伏发电的竞争力不如风电、水电，大面积的普及应用时机远未成熟。
行业走出困境不能依赖政策和市场。中国政府在规划和执行方面存在落差，总是高开低走，部分企业也将光伏市场启动缓慢归咎于政策出台滞后，电站审批程序繁琐。熟不知，中国光伏行业已经沦为政府眼中的鸡肋，救与不救政府都头疼不已。中国光伏行业直接从业人员约为40万，间接从业人数逼近100万，在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和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双重压力下，光伏行业垮台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和银行坏账，政府显然不愿出现恶性连锁反应。同时，政府也不愿意用巨额资金强行启动光伏内需，因为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庞大接近40GW，靠内需来救助行业，几百亿的补贴也仅能解燃眉之急。所以，政府层面的救助更多地是一种姿态和引导，会严格控制补贴总额或安装总量，只能说，“双反”倒逼中国光伏终端市场开始启动，而不是中国光伏市场即将暴发。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发展光伏行业尚显得畏手畏脚，其他新兴市场能否弥补欧洲市场留下的空白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新兴市场目前发展势头迅猛，得益于这些国家慷慨的补贴政策，新兴市场发展光伏时间较短，对光伏产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和耐心，会在短期内支撑中国光伏企业维持高出货量，但几年之后，若光伏发电成本没有革命性改变，这些国家就会沦为传统市场。也就是说，政策驱动不具备可持续性，仅能热极一时，政策驱动结束后，若市场驱动还没有到来，届时全球光伏行业将面临巨大尴尬。
全球光伏行业供需严重失衡，实际产能超过需求量至少50%，仅靠政策驱动市场发展，行业至少在三五年内难有突破。行业进入市场驱动阶段更是遥遥无期，一是技术创新难度越来越高，二是企业持续亏损，已经没有精力放在发展和创新上。所以，光伏行业出路在于大面积产能撤退，企业首先要回归正常，行业才能纵深前进。
需从战略角度，加强顶层设计。中国政治体制特殊，市场地位问题不被国际社会认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几乎每一个大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地方政府在支撑，大型企业鲜有破产先例，连尚德这样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企业都得以重组幸存，可想而知让企业退出市场难度有多大。市场是洗牌的主要工具，却不适合中国光伏产业，地方政府的干预让产能淘汰变的越来越难。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主要是国家层面缺乏合理的引导和规划，地方政府为一己之利推波助澜造成的。只要光伏产业仍依赖国家补贴，国家顶层设计就应当发挥比市场更为主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国家需采用倒序手法重新设计中国光伏未来。首先，要客观详细的计算出光伏发电的实际成本(成本不能以目前价格为标准，要给予企业合理的利润率)，然后在确保电站投资商获利的前提下，计算出每度电国家需给予的补贴值，最后用每年国家的补贴总量来倒算中国每年的光伏装机量。同时，根据成本的下滑幅度，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计算出五年及十年后光伏新增数量，用一定数额的补贴来尽可能启动更多的市场。当然，在此期间，国家可根据光伏发电的下降幅度，一年一计算，光伏成本下降越快，同等数额的国家补贴就会启动更多的终端市场，直至市场大面积普及开来。
估算出今后几年的市场容量，中国政府应严控各产业链的实际产能，通过政策手段让大量不符合标准的光伏企业退出市场，行业唯有此才能走向良性竞争。国家将光伏定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应该从头到尾引导和控制行业的发展走向，中国资本市场过热，事实证明市场化仅适应于行业发展的中期和末期，中国光伏产业处于刚起步阶段，国家层面主导市场是必要的。
国家层面还需对光伏技术创新加强顶层设计，成立以政府研究机构牵头，各大企业、高校和研究所为主的研究团队，主攻光伏发电技术。在应用模式上，国家层面也可挑选上下游代表性企业和电网企业，利用企业各自优势，组成一个大的垂直一体化战略集团，集中推重光伏发电成本下降，解决光伏并网问题。总之，光伏发电的最终目的是应用，中国政府需要从能源角度看待光伏，而非简单的制造业，把光伏发电放到重要的战略性位置，不要简单的通过补贴来发展某一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