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2009年，江西省发改委提出以3年为限，为光伏产业培养出20名博士、200名硕士、2万名本科生、4万名高职生、6万名中职生的计划。
在江苏，每年用于光伏领域的人才经费高达2000万元以上。镇江市亦宣布，计划到2012年，将为新能源企业引进各类人才3.1万人，培训3.4万人次，使新能源产业从业人员从3000人增至3万人以上。
不惜代价的支持，换来的是井喷式的增长。“没有一个产业能够在十年增加到三千多倍，我想来想去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产业来。”谈及光伏行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感慨说。
身不由己还是不愿反思?
仿如压在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和美国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在2012年将整个光伏产业打回了原型。
事实上，开化县政府早已提前意识到风险。一位官员说，2010年，开化县引进光伏项目19个，协议引资额超百亿元，“当时大家已开始意识到投资过热，扩张太快，可能会造成供大于求”。但“开化是浙江省硅产业基地，上面的政策要求我们引导形成产业集聚，我们也身不由己”。
2011年，衢州市经信委对当年全市光伏产业发展情况的汇报材料中，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衢州市政府对于光伏产业的规划和发展目标，依然是提倡扩大产能：力争2015年全市形成高纯多晶硅年生产能力9000吨以上，多晶硅、单晶硅片5亿片以上，太阳能电池及组件1000兆瓦以上，光伏产业年销售收入500亿元以上的规模。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我们肯定是要看上面的。”屯溪区经信委主任朱力说，基层缺少研究分析人员，对于来自上级部门的战略规划，更容易接受。
在国家能源局的一位官员看来，中国的光伏世界第一，风电世界第一，但都只是指装机容量，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国家大量补贴，投资和制造企业大量亏损，“中国搞新能源效率是世界最低的。”
事实上，用公共财政为新能源项目发展的损失埋单，并非长久之计。“政府扶持是必要的条件，但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去扶持。”原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巡视员王勃华说，开拓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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