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刚才提到政府不能淘汰这种产能不能够优胜劣汰，在信贷方面这些本来应该破产的，结果政府拿纳税人钱进行重新注资，您怎么看这种行为？
刘胜军：我们目前地方政府的行为基本上属于有钱花随便花状况，特别是前几年，因为获得大量土地出让金收入，中国没有真正意义财政民主，地方政府开资基本是黑匣子。地方政府把钱用于三公消费还是补贴，这是随意的，没有民主决策机制。这样的话一方面地来严重的资源浪费，不是自己钱不心疼，对企业来讲搞市长比搞定市场更重要，市场不行政府会帮助我。另外一个就是会引发很多腐败行为，我们看到现在落马的地方官员贪污的金额或者是危害的程度，每次在刷新我们的想象力。为什么？我觉得和我们目前政府过渡卷入经济活动相关。他手中权利太大，就像刘志军每年近万亿投资，可能只要其中1%可能是一个非常巨大数字。对我们目前的模式而言，社会成本极高昂，非常不利于经济转型。
记者：像赛维企业拿上百亿贷款，我们很多企业拿不到。这个造成我们一些被政府吹大的产业完蛋了，但是很多小企业扼杀了，导致只有央企很活跃。您怎么看待，一直产业调整一直调不好。
刘胜军：产业调整迟迟取得进展，最根本过去10年政府力量越来越强大，市场空间被压缩，转型要靠企业创新，企业创新要有条件，第一个条件企业按照自己意愿创新，不是政府的意愿，企业创新要有良好环境，比如能比较容易合理融资这是一个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因为政府力量过于强大，所以企业不得不去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最终越来越多企业变成红顶商人，可能我吃几顿饭搞几个关系可以获得巨大收入。特别是IPO寻租对整个经济发展转型不利，我们不能怪这些企业，企业家失去了渴望和冲动。
记者：您提到股市种种弊端，您掀起反思潮流，这些年压力越来越大。问题是压力越来越大，学界共识很大。但是改革，一直只听到雷声，这是什么造成的？
刘胜军：两个原因，第一个既得利益，现在审批一方面制造一个一二级市场巨大价格空间，这个价格空间是寻租来源，把正常融资变成特权，这个特权是谁享受？一方面是拥有权利的政府部门另外是和政府有关系的，包括很多腐败，这些人他本身一方面掌握权利，一方面是体制获益者，让他自己改革非常难。这就是灵魂深处的革命。很多人顾虑，我们现在审批这么造假，不审批会不会更泛滥，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几点。
第一点如果我们放开审批会发生什么？大量企业上市，意味着寻租空间下降，因为价格下降，造假动机下降，为什么那么多企业不愿意香港上市，因为市盈率太低，一定程度消除造假动机。第二因素我们证监会他本身核心使命是什么？应该是通俗讲抓坏人，但是我们证监会精力放选美上不去搞这些，监管本末倒置，我们只有废除审批制，才回归主业。只要我们要求这些企业公开，信息充分公开，只要说我们依赖了媒体和公众坚固和参与，加上证监会约束和惩罚，造假者成本很高。美国出现过安然这个案例，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发现安然会让他输得惨。另外从长期看，我们的法制建设目前确实薄弱，这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点。我们应该说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执法效率很大取决于证监会执法意识，我们可以现有体制创新和突破。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证券市场案件集中审理。意大利案件很明确，地方的行政力量对司法的干预非常厉害。如果把这个证券审理集中一个法院，一定程度可以克服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放弃审批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需要很多工作，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入集体诉讼制度，我们应该更大程度允许新闻媒体监督和自由调查。通过多方面综合作用最终让这些慢慢走入良性循环。过去搞20年已经证明IPO审批是乱像资源，我们现在要思考不是放弃IPO带来什么灾难，是考虑废除IPO同时有什么配套工作，是怎么做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的问题。
记者：中国经济面临种种阻碍，你怎么展望未来10年？
刘胜军：现在相对来说我们是比较悲观，当然也有一些希望，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去10年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积累了巨大社会矛盾，造成这个社会矛盾根源是我强调的，政府的力量太大。我们的政府不光人数多，而且权利太大。这样对市场体系造成很多扭曲行为，但是要想改变这样一个体制，需要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这样的革命难度很大，就像关公疗毒需要非常大勇气。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正是因为目前社会矛盾到了非常危险地步，所以决策者有可能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像求事杂志写的奋力改革推进，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未来10年情况一方面社会矛盾继续非常严重，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政府能够启动一些观念改革，比如金融领域、央企改革，政府权利下放等等，这些真正落到实处，市场体制打开更大空间，社会矛盾缓解，我们经济增长赢来新增长点，中国经济有可能保持相对高度增长。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要有一个合理预期，有一个心理准备，对于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也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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