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行业在2010年宣布了近200亿元的海外投资计划，却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如不介意，请先判断这些投资的价值：
它是海外资产，但不会像收购矿产资源那样触碰敏感神经；它存在于欧美成熟的商业环境中，内部收益率却可达10%以上；它在2010年蓄势，并将在2011年成为风潮；最后，这门生意头上还顶着眼下最热门的新能源和节能减排的光环。
这就是投资海外太阳能光伏电站。它曾让赛维LDK董事长彭小峰颇为心动。去年8月，彭向《环球企业家》提及这一话题时说：“如果不是2009年时赛维资金紧张，我会在意大利多收购几个太阳能光伏电站。”而一位听从他建议在意大利收购了100多兆瓦光伏电站的朋友“赚了1亿多欧元”—今年1月6日，在资金状况稍微好转后，彭小峰以33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Solar Power, Inc）70%的股份，以加强下游光伏电站布局。
如今，一大批手握重金的央企正试图弥补彭小峰过去囊中羞涩的遗憾。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投资者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2009年11月份，中投与其任第二大股东的香港上市公司保利协鑫合作，斥资5亿美元建立合资公司，在全球物色太阳能发电项目。尽管这项合作在去年11月29日宣告中止，但据接近中投公司的消息人士向《环球企业家》透露，原因之一是保利协鑫的行动“太慢了”。
中投试水之后的1年内，2010年3月，中国节能集团海外电站投资报发改委批复，目前已在意大利收购了5兆瓦光伏电站；4月，国电集团投资80亿元成立了国电光伏（江苏）有限公司，8个月内在捷克和法国操盘的光伏电站达23兆瓦；7月，航天机电与上海实业集团合作，投资50亿元开发海外光伏电站，目前已有14.8兆瓦光伏电站建设完工；9月，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竟突然宣布其在捷克总投资2亿美元的35兆瓦大型光伏电站已成功并网。与此同时，那些制造了全球一半以上太阳能电池的中国企业尚德电力、天合光能、保利协鑫、综艺股份、汉能控股等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在海外排兵布阵。
吸引投资者蜂拥而至的是一个基本事实：很多欧洲国家光伏电价是中国的3倍，投资成本只有国内的1.5倍。运营一座20年的太阳能电站，10年左右即可通过电费收入回收成本。而且，有了各国政府的政策支持，风险较低，“太阳升起，钱就进来。”比利时Enfinity(弈飞)新能源中国区总裁周静将其比喻为20年国债，但与国债的一纸凭证不同的是，这是实实在在的海外资产。
听上去，这是中国流动性背景下的一个新猎物。不过其本身的复杂性是大部分中国企业从未经历过的：这不是传统中国资源型企业“买下来，运回国”的故事，也不是“中国制造”销往全球的惯常路径，甚至也要比海外工程和设厂复杂。对于中国能源企业来说，他们要在当地法律与金融环境里，利用当地的土地、阳光和人，为当地提供20年的稳定太阳能电力。而对于过去5年诞生了12家美国上市公司的光伏制造业而言，则是产业链延伸，改变“中国制造”的角色的一次大胆尝试。
【抢滩】
“在2009年以前，这还是欧洲‘贵族’的游戏，轮不到我们玩。”天华阳光董事长苏维利告诉《环球企业家》。苏早在2005年就涉足欧洲光伏电站投资，他所见过的投资者以欧洲各国的电力公司、风险偏好低的养老基金以及法国航空这类实力雄厚大公司为主。但在欧洲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且迄今仍笼罩在主权债务危机阴霾中之后，手握重金的中国人的机会多了起来。
但在中国，投资海外电站浪潮的发轫却比理论上（2009年）晚了1年。当欧洲遭遇金融危机重创时，太阳能光伏电站还不能引起中国企业的兴趣。对于传统能源央企来说，他们的投资动辄数十兆瓦，而欧洲的项目多是1至2兆瓦的规模。投资小且流程繁琐，这被央企看做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情势在2009年与2010年的冬春之交发生了逆转。2009年，随着中国政府在甘肃敦煌启动第一个10兆瓦太阳能电力招标，以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太阳能电力这种陌生的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被追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国传统能源巨头纷纷进军太阳能电站开发，最为典型是中节能和中广核，二者分别于2009年8月和9月投资2.9亿元和4亿元成立太阳能子公司，公司人数也迅速扩张至上百人。而国电集团、航天机电更是直接打造光伏纵向一体化产业链，进入制造领域。
但中国太阳能产业很快步入了风电低价恶性竞争的后尘，接连2年的中标价都在行业平均成本之下。各大央企的太阳能电站业务也开始面临在国内无钱可赚、且巨额亏损的尴尬境地。用中广核公司内部人的话说，“太阳能公司在外面是风光无限，到集团内部却没有发言权，因为不挣钱。”
迄今为止，中国过去两年的太阳能电力招标仍是一个被高估的政策，但至少它给中国企业以启蒙，激发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欲望，然而又未能给予充分满足—这成为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光伏电站浪潮的伏笔。
2009年8月，羿飞与中广核联手中标了中国首个太阳能特许权招标项目，在中国一夜成名，作为唯一一家参与竞标的外资公司，弈飞开始不断与中国的电力央企合作。羿飞是比利时最大、位列欧洲前5位的光伏电站投资商。弈飞中国区总裁周静曾在江苏政府从事新能源管理工作，早年在美留学，自诩是“既能跟国外银行谈判，也能跟中国官员干杯”的人。
但中标之后，中国的太阳能电力热度日渐消退。眼见中国市场仍不见起色，周静开始主动去拜会中节能、国电、华能等试图在太阳能发电领域大展身手的央企。她向这些央企的太阳能业务负责人建议：与其在国内赔钱学经验，不如去国外赚着钱学经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与周静的观点一致：“国内市场不启动，就只有想办法去国外，不去就只有死掉。”
张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公司，只用了1年时间这位从事海外高铁项目的专家如今已经成为海外光伏电站项目的操盘手。大量如张凯这样的“新人”在过去一年被招募到中节能、中广核、国电等央企巨头中，负责同样新的太阳能业务。在此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经常把太阳能热水器与太阳能发电混淆。与此相伴随的，是央企接连宣布的动辄数十亿的海外电站投资计划。
光大证券分析师王海生认为，央企巨头的涌入正在真正启动这个行业，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力军。央企短短一年里的狂飙猛进，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其融资渠道的畅通。
过去1年，仅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三家对太阳能光伏行业授信就达到千亿人民币之巨，纯粹支持其海外投资的也达数百亿之巨。并且，这些资金大多成本低廉，以中节能为例，其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利率尚不足5%，而投资海外电站的收益率则在10%以上。而普遍的观点认为，公开的信贷支持只是央企获得支持的一部分。
这得到了国电集团一位负责人的证实：由于符合央企资源类项目投资的政策方向，各家央企向负责央企境外投资审批的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商务部国际合作司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项目审批时，“审批也痛快，给钱也痛快”。
对此的一个印证是，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鼓励资源类投资”的文件中，太阳能电站已被悄然列入其中。“现在各家都在动，2010年大家还主要是准备和学习，2011年是大动作真正出来的时候。”国电集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
与央企厚实的资金实力相比，欧洲从事光伏电站前期审批、开发、建设的大多是各自为战的中小型公司。早在2005年就在欧洲从事电站开发的苏维利经常与这些公司打交道，“他们通常利用地域优势获得少数电站项目，靠转手他人赚钱。其整体实力不强，而且普遍不具有跨区域发展的雄心。”苏说。
中国人拥有的另一个筹码是盛产的太阳能电池。在全球太阳能发电不到10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整个行业都处在短缺状态，对于很多电站投资者而言，买到电池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现在看，在全球拥有这些优势的只有中国。”苏维利??说。
这也可以解释，中国风电行业为何没有诞生海外投资浪潮。相比光伏企业一出生就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偏安国内市场的风机制造商和风电运营商普遍缺乏全球竞争力。
【门槛与联姻】
2010年3月，中节能的海外电站投资报发改委批复，现已在意大利收购了5MW光伏电站。“我们已经在欧洲、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市场布局。”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公司总经理曹华斌告诉《环球企业家》。欧洲仍然是中国企业试水的首选之地，除此之外，美国和新兴市场亦逐渐引起中国企业关注。英利绿色能源董事长苗连生则更看好东南亚和非洲市场，欠发达国家电力供应紧张，有大量的离网电站需求。
不过，要想真正在海外电站上获得成功并不容易。
海外光伏电站投资的前端需要跟私人地主、各种政府审批部门打交道，核心是法律问题和当地资源建设；中期又涉及全球的供应商管理、光伏电站的工程建设和交付后的电力运营管理；到最后电站还将被包装成金融债券化产品，由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等国际投行销往全球。
显然，徒有资金与紧缺的货源并不足以让中国企业如鱼得水。实际上，投资海外电站需要的是拥有当地人脉和Know how做背书的“聪明钱”。
首当其冲的是谁来做？“懂光伏、懂电站、懂英语、最好还要懂技术和金融，这样的人太少了。”欧贝黎新能源公司全球营销总监何京珺告诉《环球企业家》，其母公司综艺股份（sh.600770）去年5月在资本市场募集了15亿元资金投资欧洲光伏电站，但找到足够多的人才对他们而言仍是软肋—即便是在中国光伏电站经验丰富的保利协鑫，仍被该问题困扰，并间接导致了中投的退出。
不仅如此，海外融资平台如何搭建，中国资本如何走出去，投资退出渠道如何建立，甚至对太阳能光伏行业本身的理解等问题，都将成为中国企业的短板。
以中标中国第一个太阳能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的中广核-弈飞-百事德为例，看上去这是当时中国的“最佳组合”（它集合了中国最具实力的电力开发商、成本最低廉的电池组件供应商和欧洲最具经验的电站投资商），但对他们来说，核算电站的投资成本就仍是一个痛苦的猜谜过程。周静参考了弈飞在美国和欧洲的电站建设成本，再利用中广核对本地的了解给成本打折，还从印度调集工程师帮忙，截止到招标前最后十几小时才最终敲定投标价。“2010年大家都在摸索这条路，摸索程序，摸索模式。”航天机电董事会秘书王慧莉对《环球企业家》坦诚。
不过，由于欧洲光伏电站投资的高度分工，中国企业并不需要事必躬亲。一般来说，在欧洲有专门的批文开发公司负责项目选址和电站批文申请。项目的法律程序完成后，开发商委托承建商负责电站的建设（EPC），并最终将其卖给投资商或自己运营。在整个过程中有投资咨询公司提供项目管理咨询，银行则提供融资支持。在项目进入运营后，还会有投行进入做资产的证券化操作。
对于新进入者而言，最省事的办法是直接购买现成的项目。即使如此，也需要有甄别力。根据苏维利的经验，真正完美的项目是没有人会卖的，卖的项目必然存在瑕疵。天华是“吃过很多亏”后才知道如何识别各种各样的合同陷阱。苏维利希望央企能与天华这样掌握Know how的专业化公司合作，这样资本与经验的结合可以起到叠加的共赢效果。
而此前与中广核、中节能、国电等央企巨头联手开拓国内市场的弈飞，现在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在国内，他们是我们的拐杖；走出去，我们将是他们的拐棍。”周静对《环球企业家》说。
羿飞们在欧洲当地的信用系统亦是央企需要借助的。在欧洲投资光伏电站的好处是，投资者只需要拿出20%左右的资本金，其他资金则来自银行的项目融资；但坏消息是，欧洲银行并不要求担保，而是需要以项目本身做抵押—这就要求项目本身要值得信赖，而这与投资方是否为信用程度较高的央企并无关系，而后者普遍在欧洲当地并无信用履历可言。此时，只有与当地公司合作才能更容易获得银行授信。
除了上述技术支持，中国投资者的特殊偏好也需要被充分体察。比如，周静会把多个项目优化打包，以满足央企的大胃口；国企审批项目需要最基本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由于在国外光伏电站都被作为金融产品看待，只有项目的财务模型和数据分析，根本没有中国的“可研报告”之说，这就需要羿飞的中国团队来把财务模型“翻译”成国企领导人能看懂的可研报告。
但对于周静和苏维利而言，要彻底赢得央企信任并不容易。犯下缺乏专业性、不懂与国企的处世之道等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合作失败。尽管国有企业对海外投资都表示出了兴趣，但他们更愿意和另一家国有背景的公司合作。而从长远看，他们也希望积累自己的Know how，最终可以不依赖专业公司这根拐棍。
“我们一开始也认为做海外投资很神秘，但这些专业公司并没有展现出我们想象的专业性，事实上，他们就是想把我们忽悠出去投资罢了。”国电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对《环球企业家》坦言，他们仍最担心被骗。
这部分原因是一些专业公司的“哄抬物价”。英利的CFO李宗炜向《环球企业家》提醒，很多央企在走出去跟外资专业公司合作时，并不能获得一个合理的权利和义务，“就是他们付出得太多，获得的权利却太少。”李宗炜说，曾经有公司把与某央企合作的合同文本给他看，他认为央企在与外国人合作时吃亏太大。
从专业公司角度看，央企本身也存在很大问题。在2008年就涉足海外电站开发领域的中盛光电副总裁佘海峰过去几年在跟多家金主接触。他的感触是“谈是非常乐于谈，但感觉他们不是在谈商业，而是在谈政治”。市场上稍纵即逝的好项目和国有企业逐级上报的慢决策，也时常让费大力气拿来项目的公司感到沮丧。
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但央企+专业公司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准模式。“已经有十多家国外企业找上门来。”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投资公司总经理曹华斌告诉《环球企业家》，中节能在每一个区域市场都会选取当地专业公司合作。
中节能、国电集团最终选择了羿飞作为投资海外光伏电站的合作伙伴。最近两个月，周静以每周一次的频率频繁往返于北京和江苏宜兴之间（国电光伏（江苏）有限公司总部），目前二者合作在欧洲投资了5兆瓦的光伏电站，正在操作的电站也达到23兆瓦。并且，由国电、羿飞、科诺伟业等四家合资成立的项目承建公司（EPC）也在刚注册成立。
[尚德们的下一站]
在央企与专业公司联姻的同时，还有一类玩家正悄然崛起—对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制造企业来说，如果他们愿意，只需要动一动脚跟，就能把产业链延伸到这里来。能否有一批中国光伏制造商能借此机会完成向新能源电力公司的转型？这个90%收入来自海外、一线企业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行业给出的答案，或对整个“中国制造”有借鉴之意。
“几乎所有的光伏企业都对海外电站有所关注。”英利董事长苗连生在去年10月对《环球企业家》说。在去年第四季度，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标杆尚德电力取代美国第一太阳能（First Solar）成为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商。但第一太阳能这个“被超越”者早已告别纯粹制造商的角色，进阶为产品和光伏电站双驱动模式的开创者。全球范围内，光伏制造业下沉到电站开发亦渐成趋势。2009年11月，全球著名的太阳能硅晶圆制造商MEMC 斥资2亿美元收购了北美最大太阳能服务供应商SunEdison；2010年9月，全球著名的电池生产商夏普也通过收购进入电站开发领域。这让尚德的超越本身成为“中国永远是产业升级的跟随者”的最新注脚。
中国企业如赛维LDK也曾并购过欧美的光伏电站开发商。但这都是发生在金融危机时的短期抄底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从制造业向电力开发的战略转型—这意味着全球光伏市场的冷暖决定着他们的电站开发战略。一旦订单排队重燃，动辄20%的利润率又会让他们放缓往下游走的步伐。
对更多实力稍弱的光伏制造企业来说，建设电站需要解决大资金投入的难题—毕竟，下游的电站开发资金链更长，作为电力运营商资金往往需要十年的回收期，这与短平快的制造业有天壤之别。
不过尚德仍是最有可能成为太阳能电力运营商的中国企业，部分原因在于其所能享受到的制造业荣光正在消解。2010年尚德第三季度毛利率只有17%，仅约为另两家美国上市公司英利和天合光能的一半。低利润源于尚德在上游关键原料硅料和硅片的布局缺失。
或正因这一缺陷迫使其更早意识到下游的重要性。尚德电力在过去几年低调地成立了环球太阳能基金(Global Solar Fund)，直到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期间才向媒体曝光。这个设立在避税天堂卢森堡的基金投资3亿欧元，具有完整开发权的项目已达240兆瓦。提到太阳能电力提供商的话题，一位赛维LDK的高层即提醒记者注意一个基本问题，“它叫‘尚德电力’，施正荣或许本来就意在成为一家电力公司，而不是简单的制造商。”
尚德潜在的转型亦是整个中国光伏制造业的推演—在全球市场真正趋于供需平衡之际，中国光伏企业的货源优势不再时，制造企业才会真正产生投资海外太阳能电站的动力。
全球供需的平衡—赛维LDK董事长彭小峰认为这要等三到五年才会到来。但《环球企业家》得知，在整个2009年彭小峰都在和高管们探讨是否把LDK的远景设定为“新能源电力运营商”。在随后的2010年，全球光伏市场又恢复了往日火爆的局面，但在2010年12月底，彭小峰又“迫不及待”地宣布赛维未来5年的六大战略板块，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即是：“打造……太阳能电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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