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技术产业投资集团（Cleantech Group）——一家研究和行业网络机构——的数据显示，其结果就是，从今年1月到9月，北美洲、欧洲、印度以及中国在清洁技术风险企业的总投资达到了57亿美元，略高于2009年56亿美元的全年投资。
但是，今天在清洁能源技术上的这种快节奏投资，是否将成为非理性繁荣的受害者，是常常与风险投资相伴左右的一窝蜂心理的受害者呢？可能性很高，沃顿商学院的专家以及大型投资机构界的专家们谈到，他们还告诫说，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投资行为，并不能确保清洁能源技术投资会带来预期的良好回报。“人们在追求自以为是下一个伟大事物的时候，存在着‘赶时髦’的危险。”沃顿商学院法学与商业伦理学教授埃里克·奥兹（Eric Orts）谈到。“因为这会形成钱太多，而出色的创想又太少的局面。”
这不单单是美国表示关切的一个问题。比如，中国也在利用很多补贴计划，来“鼓励这一领域的发展”，奥兹谈到。其中包括为很多电动汽车试验计划提供150亿美元支持，以及为个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提供各种津贴的计划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指出：“中国刚刚组建了一个由16家国有企业构成的‘梦之队’，意在让中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并打造下一个工业发展引擎：电动汽车。”（2010年8月18日，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16家中央企业组建的电动汽车产业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央企在这一领域将整合优势资源，进入联合研发、协同推进的快车道。——译者注）就在其他国家也在争相跳上这辆“花车”的时候，同时担任沃顿全球环保领导力项目（Wharton's Initiativ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主任一职的奥兹，对支撑所有清洁技术投资商业理由的相对优势提出了质疑。
“脏东西”
专家们还指出，补贴不应该成为政府支持清洁技术的唯一方式。比如，考虑到墨西哥湾石油泄漏激发起来的众怒，对立法者而言，在石油和煤炭上提高税收可能恰逢其时。“你在‘脏东西’上征税，那么，‘干净东西’自然就拥有了价格优势。”奥兹谈到。但是，他也坦承，因为中期大选即将来临，同时，国会山会有大量的游说活动，所以，要想让这样的法规获准通过将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
然而，“康涅狄格州清洁能源基金”（Connecticut Clean Energy Fund）的董事长丽斯·东蒂（Lise Dondy）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讨论就该就此终止，该基金代表州公用事业纳税人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这个国家还没有在碳排放上表明立场，除非你以某种形式增加碳排放的价格，而可再生能源最后是需要依靠这些补贴来发展的。”她谈到。“对投资者而言，没有一贯的长期政策是极其令人厌恶的事情。”
此外，她还谈到，“补贴很快就没有了。”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恰当例子是：为购买电动汽车充电器提供50％补贴的联邦所得税抵免（income tax credit）（最高为2，000美元）政策将在12月31日到期。即将于11月开始的参众两院“跛脚鸭会期”（lame－duck）（跛脚鸭会期指美国在中期选举后与下年初新任公职人员宣誓就职之间的时期。——译者注），不太可能恢复税收优惠政策，这对这个国家刚刚诞生的电动汽车开发领域是个潜在的沉重打击。
沃顿商学院创业学教授拉斐·阿密特（Raffi Amit）的观点是，与初创期互联网风险企业不同的是，清洁技术初创企业“在为投资者带来回报之前，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因为固定成本非常高，所以，这类企业的风险水平不同其他。”他谈到，尽管如此，可对清洁技术的投资依然颇具诱惑，因为“如果其中的某些投资获得了成功，其回报是非常可观的。毫无疑问，我们会逐渐从矿物燃料改变成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
地热、风能，但没有火力发电
去年，美国10％的电力消费来自可再生资源。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简称DOE）的美国能源信息管理署（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EIA）（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署成立于1977年，是能源部的能源信息数据统计和分析机构，也是美国11个重要的联邦统计机构之一，主要为美国政府能源决策提供支持服务。——译者注）预测，在今后25年，这一比例将会增长到17％。该机构还预测，从2008年到2035年，非水力发电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将会增长41％，达到大约50千兆瓦。与此同时，美国太阳能学会（American Solar Energy Society）称，单单今年，并网太阳能就能增长50％到100％，2009年的并网太阳能就比前一年增长了40％，达到了435兆瓦。
在这一增长过程中，法规的执行——或者更加严格的新法规——可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会将保持美国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置于优先地位。9月初，新墨西哥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Senate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主席杰夫·宾格曼（Jeff Bingaman）提交了一份旨在减少公用事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议案，这份议案在跛脚鸭会期内将会受到关注。即便没有这样的法规，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也在以限制工厂排放等监管措施推进这一进程。
沃顿高级管理教育学院副院长詹森·温嘉德（Jason Wingard）认为，对于那些想提升其绿色战略形象的公司来说，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强烈兴趣是一种激励，所以，它们在高管班底中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职位——“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简称CSO）。从美国铝业公司（Alcoa）到思科公司（Cisco），再到杜邦公司（DuPont），都设置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一职，除了其他工作之外，他们主要专注于如何以及何时在清洁技术上投资的议题。温嘉德谈到，沃顿商学院预测，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进行可持续发展实践，随着它们对训练有素人员的争夺，”企业界对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需求将会不断增长，为此，沃顿商学院准备今年择时为这些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启动一个全新的培训计划。
长远景象
对公司以及大型投资者来说，不断增长的考验在于仔细甄别天花乱坠的宣传。沃顿商学院的阿密特谈到，在他视为“一窝蜂现象”的热潮中，“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以及其他人参与其中的清洁技术投资，是一个符合时尚的潮流。很多公司之所以瞄准这一领域，是因为它的政治正确。不过，这股潮流的可能结果则是，有太多的资金卷入了相对说来数量太少的投资机会。”
资金正在流向人们谈论最多的方向——无论是什么方向，不过，其中的很多机会取决于“风向哪个方向吹”。设在波士顿的研究机构Lux Research清洁技术分析师萨米撒·阿杜帕（Samhitha Udupa）认为，目前，这些机会中也包括生物燃料。“现在，生物燃料是个时髦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谈论墨西哥湾石油泄漏的问题。在还没有弄清这些企业到底需要多久才能将产品商业化的时候，大笔资金就已经被扔进了这个领域。”有些类型的生物燃料尚处研究阶段——这些成果在达到“能够进行规模化生产”的水平之前，它们需要在实验室证明自己的价值。不过，清洁技术投资者希望在7年到10年的时期内就能获得回报，而大部分技术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阿杜帕谈到。
生产其他类型生物燃料的风险企业的状况则相当微妙，阿杜帕指出。举例来说，虽然藻类生物燃料（algae fuel）是一个“蕴藏着大量机会的领域”，不过，这种技术商业化所面的挑战却尤其艰巨——因为初创企业的成本很高，产品开发时间很长，此外，就目前来看，也没有足够的适合藻类可用于生产生物燃料。“这种技术从经济上而言永远都不可行。”她谈到。“生产成本高得离谱，而且其价格永远都不可能与石油相当。”
今年3月，《生物燃料文摘》（Biofuels Digest）报道称，在全球80家藻类生物燃料公司中，已向投资者展示超越实验室阶段的概念实证的企业不到25家。“没有几个企业能说服投资者冒险投入100万美元甚至更多资金，来完成从初期产品到概念实证的必要转化。”该杂志谈到。“如果一家藻类生物燃料风险企业无法证明和验证自己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中行得通，无法与其合作伙伴生产超过1,000吨的海藻生物量（algal biomass），或者无法生产出至少100加仑海藻汽油，那么，投资者就不太可能认真对待他们。”
然而，居于前列的藻类生物燃料企业已经吸引到了数额异常巨大的私有资本投资。去年，英国石油公司（BP）和设在马里兰州的藻类生物燃料生产商马泰克生物科学有限公司（Martek Biosciences）达成了一桩1，000万美元的交易，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Mobil）则与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一家名为合成基因（Synthetic Genomics）的公司达成了价值达6亿美元的协作。加利福尼亚州另外两家初创企业太阳酵素公司（Solazyme）和蓝宝石能源公司（Sapphire Energy）利用藻类开发生物燃料的业务，也分别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
清洁技术产业投资集团常务董事格雷格·尼钦（Greg Neichin）指出，对清洁技术表现出来的很多悲观情绪和审慎都源于“庞大的投资未能在太阳能和生物燃料上取得成功”。然而，几个结果糟糕的投资不应该污损整个领域。“独具特点的清洁技术作为一项综合性投资确实困难重重。”尼钦谈到。“这些公司的资金需求大不相同。”他还补充谈到，清洁技术是一个庞大的领域，涉及到从风能到太阳能，以及家庭和企业能源管理软件等诸多产品。尼钦认为，与未来的能源需求和水资源基础设施相关的投资是大有前途的，尽管“它们不是一夜之间便繁荣起来的行业。”
在此期间，谷歌可能并不是对清洁技术感兴趣的唯一公司。包括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以及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内的“某些全球最聪明的投资者，已在清洁技术领域占据了有利地位。”“安全气候运动”（Safe Climate Campaign）负责人丹·贝克尔（Dan Becker）谈到，该组织主要为阻止全球变暖的法规以及更环保的汽车在华盛顿特区进行游说。“为了我们的这个星球，为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我当然不会在‘他们是错误的’这一点上下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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